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2019-07-27

摘要：儒家的诗学⽅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向⽽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的⽂化是使“诗⾔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揭⽰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志”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礼——乐”⽂化；儒家；诗学；“诗⾔志”

中华民族⾃古贯之以“礼乐”⽂明的称号，把礼乐作为这个民族⽂明精神的核⼼，“礼——乐”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种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式。中国诗学从《乐记》开始，经魏晋六朝钟嵘《诗品》、刘勰的《⽂⼼雕龙》，到晚唐司空图的《⼆⼗四诗品》，诗学主要要求⽤诗⾔志、抒情达意。由此⽽形成的由形神结合到以形写神，以⾄要求“神似”，讲“神韵”等，都是这⼀特点的具体表现。“诗缘情”说的产⽣，也是与“诗⾔志”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由此⽽形成中国⽂艺作品抒情性很强的重要原因。“诗⾔志”说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历代的诗学理论，它是中国诗学史中不可否认的“开⼭的纲领”。⼀、以“礼——乐”为核⼼的儒家⽂化

上古时期巫师作为⼈神沟通的中介，利⽤诗、歌、舞营造⼈神交融的氛围。巫术、祭祀活动中的歌舞表演是向神求福，体现出“神⼈以和”的天⼈关系与⽣存追求。远古社会中，祭典活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集体活动。祭典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宗教⼤多通过巫术礼仪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是和原始歌舞联系在⼀起的。早期乐舞是沟通神⼈联系的⼯具和⼿段，表达⼈对⾃然的祈求，从⽽达到天⼈合⼀。祭祀乐舞凝聚着⼈们的精神信仰和⼼理需求，祭典活动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共同⽂化⼼理和表现形式。“神⼈以和”是原始艺术和巫术⽂化时期审美艺术的共同特性。中国早期的精神⽂化的发展过程中，艺术和宗教常常互为载体。商周之交完成了巫术⽂化的⼈⽂化，审美意识由“神⼈以和”发展到“礼乐之和”。《诗经》保留了不少巫史结合融为⼀体的诗篇，反映的正是巫术⽂化时期的历史现实和⽂化⼼理。

从⽂化渊源看，远古时代，巫术是政治的⼀部分，主宰着⽂化的⾛向。商周的社会变迁，不仅是制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化上的变⾰。就社会制度⽽⾔，西周初期宗法制⾊彩仍很浓，以⾎缘亲情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观是“礼”的重要内容，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随着封建制的完善，殷商充满巫术⾊彩的礼乐⽂化向⼈⽂性的礼乐⽂化发展，在⽂化上则表现为从“神⼈以和”向⼈伦礼乐的融合。殷礼以事⿁神为主，周礼则加强了“礼”的⼈⽂功能，强化其在道德、⼈伦规范和政治⽣活中的重要作⽤。儒家追求的以德配天，道家所追求的⽣命意义和精神⾃由的境界，本质上就是⼀种“天⼈合⼀”的审美境界，都与早期祭祀⽂化有着共同的⽂化渊源。

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有识之⼠开始编定礼书，提倡重建礼乐和谐的社会，这为礼学的产⽣提供了契机。孔⼦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范畴。

从字源上看，“礼”字在⼘辞中为“?”字。王国维考证说：“此诸字皆象⼆⽟在器之形，古者⾏礼以⽟，故《说⽂》⽈：?，⾏礼之器，其说古矣。”此说可证明礼字的来源与礼字的本义，即礼为祭祖祭神的仪式。可见礼是原始社会中的社会风俗习惯，是⼀种动态的⽂化现象，随着儒家以“仁”为核⼼的思想的发展，礼逐渐演变成国家典章、制度、仪式等。举⾏礼的仪式是为了加强社会的和谐和有序。儒家学说就是想通过礼乐的教化使礼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契约，并使礼乐精神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化和道德⾃觉。儒家思想以“礼”为宗，孔门之内礼乐相传，师徒授受，形成⼀种教育及传承关系。

孔⼦在确⽴以“仁”为核⼼的思想体系中，阐述了礼与仁义思想的关系。孔⼦强调恢复周礼秩序，提出“克⼰复礼为仁”，主张“⾮礼勿视，⾮礼勿听，⾮礼勿⾔，⾮礼勿动”(《论语’颜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他指出“不学礼，⽆以⽴”(《论语·季⽒》)，⼜把学礼作为修⾝的基础。战国时代孟⼦、荀⼦也都阐发了“礼”的含义，荀⼦还撰写了《礼论》专篇，成为后来礼学著作所遵循的理论依据。儒家认为，伦理、道德和有序是⼈类在认识⾃然、顺应⾃然的客观规律中受到启⽰，并经学习实践总结⽽得的规律和法则。孔⼦认为：“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论语·泰伯》)。孟⼦说：“逸居⽽⽆教，则近于禽兽”，⽂明社会的⼈有别于禽兽就在在于学习和受教育，“教之以⼈伦，⽗⼦有亲，君⾂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滕⽂公上》)。荀⼦在解释为何要实⾏礼治以及礼的来源时说道：“天地以合，⽇⽉以明，四时为序，星⾠以⾏”(《荀⼦·乐论篇》)。“礼者，天地之序”，“礼者，理不可易也”，礼是秩序是规律是法则，和⾃然⼀样永恒不变。

礼乐是⼈类由野蛮时代进⼊⽂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礼记。冠义》云：“⼈之所以为⼈者，礼义也。”“礼乐之和”把伦理道德的“善”和审美情感上的愉悦统⼀起来，成为儒家诗学理论的重要来源。礼乐⼀体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教育的艺术化。儒家的开创者孔⼦及其传⼈，在继承总结了先秦以来对乐重视的思想、肯定乐对政治具有辅助功能的同时，认为乐作为⼈崇⾼精神必备的修养，是保持畅达愉悦⼼态的⽣存必需。从儒家⼈世⼈⽣的价值取向来说，儒家不仅重视现实⼈⽣，也重视艺术⼈⽣。从⼈⽂主义的思想出发，儒家相信⼈的理性，相信⼈的后天教育，相信乐能净化⼈的⼼灵。儒家礼乐⽂化对诗学的影响必是以礼乐⽂化为核⼼的诗学，“诗⾔志”之志围绕的必是“礼⼀乐”社会理念的体现和追求。秦汉时代，⼀切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都被儒家纳⼈“礼——乐”规范的范畴之内，从⽽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序》)的道德政治效应，以达到巩固社会礼制的稳定结构。⼆、《乐记》与“诗⾔志”

《乐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乐思想，所涉及的内容⾮常⼴泛，代表了儒家全⾯系统的经典性著作，对后世产⽣的影响是⼴泛⽽深远的。汉代刘向《别录》载公孙尼⼦云：“凡⾳之起，由⼈⼼⽣，⼈⼼之动，物使之然，故形于声，声⾳相应，故⽣变，变成⽅，谓之⾳”。儒家认为理想的⾳乐，不仅在于“审⾳知政”和“乐以政和”，还应超越“政治”，“乐以天地同，得万国之欢⼼，故天下治”(《⼦贡问乐》)。

先秦之“乐”，⽆论在其起源意义，还是在宗教⽂化层⾯和精神境界上，都要⽐规范⼈们社会⾏为的礼略⾼⼀筹。礼是⼈所制定的，⽽“乐”则与天、神有联系。《礼记·乐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者，天地之命”，并兴舞“降兴上下之神”。《史记·乐书》谓：“乐者敦和，率神⽽从天；礼者辨宜，居⿁⽽从地。故圣⼈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春秋时孔⼦虽提倡礼乐并重，他主张“兴于诗，⽴于礼，成于乐”，这就是说乐是诗、礼兴⽴之后才能达到的⼀种更⾼的意境。⽽《尚书·尧典》谓：“⼋⾳克谐，⽆相夺伦，神⼈以和”。《吕⽒春秋·慎⾏》⽈：“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为能和。”其谓之“和”，正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种理想的超越客观世界的最⾼审美精神境界——天⼈合⼀。

儒家的“礼乐之教”、“礼乐之治”是以“仁学”、“德治”为核⼼⽽提出的。孔⼦儒门的诗学⾮常强调理性对感性的把握，这是符合诗学本⾝的感性特质的，因为众所周知，诗学是对⼈的感性需求的满⾜与发展。荀⼦《乐论》的传统就强调情感的伦理道德属性。《⽑诗⼤序》明确地指出了诗歌是通过“吟咏情性”来“⾔志”的。《⼤序》中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同时⼜指出诗是“吟咏情性”的，“情动于中⽽形于⾔”，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把“情”“志”统⼀了起来。刘向在《说苑》中说诗歌是“思积于中。满⽽后发”的结果，即所谓“抒其胸⽽发其情”。《春秋纬·说题辞》中在解释“诗⾔志”时说，诗是“天之精，星⾠之度，⼈⼼之操”，这揭⽰了诗在早期⽂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情志蕴涵于⼈⼼的本质。儒家论诗着意于通过⼈的⾃然情感来唤起⼈的伦理情志，⼈的情志必须“⽌乎礼义”。朱⾃清说，“诗的讽喻就是美刺，就是诗⾔志。”《诗⼤序》论《诗》之《风》《雅》《颂》，从始⾄终贯穿着美刺教化的观念。可见，儒家的诗学理论是直接与德治、仁政联系在⼀起的。

《诗⼤序》继承并发展了《乐记》中艺术乃情感的表现的思想，它将“志”与“⼼”联系起来：“在⼼为志，发⾔为诗”，这就把志向情感⽅向推进了⼀步，和以前笼统地说“诗⾔志”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它进⼀步明确提出诗为情感的表现：“情动于中⽽形于⾔”，即诗乃内⼼情感外化为“⾔”的结果。孔⼦曾要求美与善的统⼀，主张既要“尽美”⼜要“尽善”。如《论语》的记载说“⼦谓《韶》尽美矣，⼜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但是在孔⼦看来，美与善相⽐，善是更根本的东西。他说：“⼈⽽不仁，如乐何?”(《⼋佾》)这就是说，⼈如果不能⾏仁道，所谓“乐”就没有什么意义。《乐记》在区分“⾳”与“乐”的时候说：“凡⾳者，⽣于⼈⼼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不知⾳者，禽兽是也。知⾳⽽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为能知乐。”“乐”不仅是给⼈以美的感受，⽽且要通过情感的表现传达出⼀定的伦理道德内涵，“乐者，通于伦理者也”(《礼记·乐记》)，这是此⼀时期诗学理论以“志”为主，以志统情的原因。

孔⼦称赞《诗三百》“⼀⾔以蔽之，⽈：⽆邪”，⼜称赞《关雎》篇“乐⽽不淫，哀⽽不伤”(《⼋佾》)，这都是从诗所表现的⼈的道德⼼理状态去“观”所作出的结论。《乐记》所谓“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哀以思其民困。声⾳之道，与政通也”的说法，与孔⼦以乐“观风俗之盛衰”的思想是⼀致的。《诗⼤序》总结了前期儒家美学思想，使儒家美学那种把⽂艺作为教化⼯具的看法极⼤地发展丰富起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孔⼦、《乐记》、《诗⼤序》都把诗的作⽤规定在实⽤性的政治教化上，因⽽也就从外部规范了“志”的含义，并使刚刚被发现的“情”紧紧依附于“志”，受制于“志”。⽽作为诗⼈个体的内在的“志”。儒家认为诗乐是⼈的内在伦理情性之外在表现，即《乐记》所说的“和顺于中⽽英华发外”。中国诗学的发展是在—个传统中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这也是“诗⾔志”为何⼀直是有着悠久的⽂化传统的中国诗学主流的核⼼原因。三、“礼—乐”核⼼与“诗⾔志”

“礼”与“乐”为“六艺”的重要内容，礼乐教育肇始于原始的祭祀活动。《尚书·尧典》记载舜对夔说：“命汝典乐，教胄⼦，直⽽温，宽⽽栗，刚⽽⽆虐，简⽽⽆傲。诗⾔志，歌永⾔，声依永，律和声，⼋⾳克谐，⽆相夺伦，神⼈以和。”可见礼乐教育能够提升⼈格，提⾼⼈的⽂化修养。孔⼦说：“兴于诗，⽴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说法概括地指明了礼乐教育对于⼈格完善的重要性。诗之⽤，也就是礼乐之⽤。《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记》则说：“乐者，德之华也”；“夫声乐之⼈⼈也深，其化⼈也速。”

在中国，诗与艺术，乐与审美，都是以深厚的哲学意蕴作为背景的，这⾸先是“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要求，其次是“发乎情，⽌乎礼义”的⼈⽂的要求。儒家认为，产⽣于诗⼈⼼中的情感是受到伦理道德制约的社会性的理性情感。孔孟把⼈的情志归于仁，归于善，认为这是天赋予⼈的天性，⼈的情志就应当体现⼈的这⼀天性。但荀⼦的⼈性恶论却肯定了⼈的情志是⼈的喜怒哀乐，这是对个体情志的进⼀步的肯定，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个⼈的情志需要社会伦理的教化和制约。《荀⼦·乐论》

云：“夫乐者乐也，⼈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不能⽆乐。乐则必发于声⾳，形于动静。”但是荀⼦所说的情感，并⾮⼈的天然情感，更不是审美情感，⽽是他所倡导的以“礼义”为核⼼的伦理情感。荀⼦认为要以礼义制约感情，把情感纳⼊伦理之轨，他明确提出“诗⾔志”，强调诗要“明道”，明“圣王之道”(《荀⼦·效儒》)。

儒家之志是⼀种⼈世进取的精神，以孔⼦为代表的儒家痛⼼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改造社会为⼰任，不信⿁神，积极进取，希望通过完善⼈的⾃我道德的约束，来达到和谐的礼乐社会。儒家之志更是⼀种道德修养，涵养的是⼀种伟⼤的⼈格。中国古代诗论⼀向重视⽂艺“厚⼈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实践效果。礼乐的实践功能尤其被重视，“乐⾄则⽆怨，礼⾄则不争。揖让⽽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不试。五刑不⽤，百姓⽆患，天⼦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天⼦，如此，则礼⾏矣。”“礼”是根据统治需要后天产⽣的，是⽤外加的“理”来制约⼈的，具有强制性。儒家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仅强调了对政治和道德的热情，对⼈的爱，也强调了和谐的⽂化，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地反映了儒家务实的⼈⽣观和鲜明的⼈⽂精神的。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称道儒家“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指出孔⼦要“克⼰复礼”，要把“礼⼀乐”精神内化于“仁”学结构中。

对于儒家诗学，美学家劳承万先⽣有⼀段很好的评述：“孔孟儒学的诗学基本形态，或⽈其诗学运转的轴⼼，是‘礼——乐’诗性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形态。‘礼⼀乐’结构是⼆元性的互补互动的统⼀结构，‘礼辨异，乐统同’，‘礼主秩序，乐主和谐’，‘乐由中出，礼⾃外作’，‘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乐记》)。这是儒家的⼀种‘天⼈合⼀’观，亦可谓诗性‘天⼈合⼀，观。‘礼——乐’是⼀对哲学、美学范畴，作为⼀个整体结构，它融合着中国古代⽂明的⾳乐智慧，积淀了这个民族的审美⼼理结构。”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化和思想精神的核⼼，对中国诗学有着极强⼤的影响⼒量。

在儒家诗学的规范下，中国古典诗歌虽然风格流派众多，千姿百态，但从总体上看，没有脱离“诗⾔志，歌永⾔，声依永，律和声，⼋⾳克谐，⽆相夺伦，神⼈以和”(《尚书·尧典》)的诗学特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学创作和诗歌评论⼏乎⼀直处在儒家哲学的控制之下。儒家诗学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命⼒量，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化底蕴的“礼⼀乐”传统。“礼⼀乐”传统作为民族远古精神⼼理⽂化的⼀部分，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遗传性，它⽆时⽆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中国整个的⽂化系统。儒家诗学作为它的延续与发展，已经积淀为⼀种潜伏于⽂化深层的民族⽂化⼼理结构，具有持久⽽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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