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独自打保龄球》

《独自打保龄》：越来越孤独的生活方式，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危机？

在休息的日子里，你大概有多少时间选择在家呆着看综艺，玩电子游戏，又大概有多少时间会走出家门和亲朋好友社交呢？可能相当一部分人更喜欢呆在家，而不是走出门吧。对20世纪末的美国人来说，情况也是相似的。大家越来越习惯独自在家度过休闲时光。

不过以前的美国人并不是这样，在休息的日子里，他们总是喜欢走出家门，或者和朋友一起打牌钓鱼，或者和邻居一起。

休闲草坪，聊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去教堂做礼拜，参加一些慈善志愿者活动。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人们休闲方式的转变。然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人们对公共生活是否热心。对于国家是否有责任？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考察了20世纪美国人休闲活动的变化，揭示背后，美国公共生活的危机。这本书叫《独自打保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是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独自打保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2000年，书名中的保龄球是美国最流行的竞技运动，打保龄球的人数是打垒球人数的两倍多，是打网球人数的四倍多。更重要的是，无论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工人还是中产阶级，都喜欢打保龄球。可以说保龄球在美国就像乒乓球在中国一样。

到20世纪末，随着人口增长，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数达到史上最多，但团体保龄球运动却直线下降。1980年到1993年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数增加了10%，但是组团打的

却减少了40%多。也就是说，更多美国人选择的独自打保龄球。

原本大家打球之外喝啤酒，吃披萨，一起闲聊，通过社交增进感情，交换信息。在一起打保龄球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资本得到了增长。所谓社会资本是书中的重要概念，它是人和人之间相互联系，进而互利互惠、相互信赖的一种行为规范。独自打保龄球显然很难产生社会资本。和朋友或者工作伙伴一起打球，就有可能产生社会资本。

保龄球只是一个例子。帕特南用独自打保龄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以前的美国人喜欢社团活动。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热情参加竞选和投票，有着比较充足的社会资本，而20世纪末，美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就是社会资本的流失。帕特南精心研究了大量权威统计数据，例如全国选举调查、综合社会调查，还有密歇根大学从1952年开始的，美国人政治行为调查。得出结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人在各个场合的社会联系都在减弱，社会资本全方位流失。

接下来我将用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来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社会资本有什么价值？其次，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社会资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最后，帕特南认为，怎样做可以提高美国的社会资本？

第一个问题，社会资本有什么价值？社会资本是通过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所获得的资本。社会资本的持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和朋友一起打保龄球，增加的是你个人的社会资本。如果你所在的小区邻居之间互动关系亲密，那么你的小区的总体社会资本也会增加。所以和社会资本紧密相关联的概念就是社会参与。社会参与就是指人们参

加社会活动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正式的，比如投票或者竞选成为议员，上班就职也有非正式的。例如前面讲的和朋友聚会打保龄球。一般来说，社会参与越多，社会活动越积极，那么社会资本就越高。帕特南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社会资本是如何诞生，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假设有一对夫妻叫做鲍勃和玛丽，他们有个儿子叫杰克。杰克六岁了，要开始上小学。鲍勃和玛丽在原则上支持公立教育，并且愿意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环境中跟各种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孩子一起长大。

但是鲍勃家所在的公益小学是一个有点混乱的地方，教师们责任心不那么强，教室很旧，也还没有配备电脑。

因此，出于对教育和环境的担忧，鲍勃和玛丽可以选择离开这所公立小学，花更多的钱让杰克进入私立学校。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那里，努力改善公立学校的状况。

现在我们假设，鲍勃和玛丽想继续留在那里并努力改善学校的状况，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通常会在学校发起一个家长教师联谊会，这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组织，然后他们就要积极的动员，尽量多的人加入进来。这就是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鲍勃和玛丽对邻居的情况越了解，信任越强，越有可能招募到更多成员。

假设几个月后，有17个家长成为活跃成员，那么下一步他们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可以积极游说地方政府，加强对公立教育的投入，联系其他慈善团体为小学加强基础建设，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增强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联系。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围绕着这所小学，所有人的认同感都会逐渐加强，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学校。家长之间由于联系增强，会把这种关系延伸到生活其他领域两三个家庭可以一起度过周末，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工作中的烦恼。如果鲍勃失业了，他多了十几个朋友可以指望，朋友们可以给这个家庭提供各种支持，或者鼓励他们，或者积极帮助他再找到工作。千千万万的美国社区曾经就是这样运作起来的，人们努力的合作，共同改善生活的环境。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社会资本是如何建立与积累的。那么社会资本究竟有什么重要价值呢？帕特南在书中总结了五个方面。第一，社会资本有利于教育与儿童福利。在保障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方面，一个州的社会资本最为重要。

社会资本可以有效防止虐待儿童，防止青少年失学。在大街上闲逛，防止青春期的男孩女孩过早的发生性关系。大量的数据表明，在虐待儿童较多的地方，家长们往往不愿意互相帮助，照顾孩子，也不太允许孩子在邻里间玩耍。这显然是因为互相之间不信任。那些有很多物质和文化优势的社区，如果成年人之间互相不联系不交往，那么这个社区的孩子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也很差。第二，社会资本可以提升社区安全。社会资本高的地方，公共场所往往比较整洁，人们相对友善，道路更加安全，犯罪率比较低，破坏性暴力事件比较少。

传统观点认为，高度贫困或高流动率是威胁社区安全的主要因素。但是帕特南通过比较各类数据指出。社区的不安全感主要是来自于大人们不参加社会组织不互相熟悉，而孩

子们不受管束的长大。许多青少年犯罪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犯罪活动并不一定是因为穷，而是无聊，他们缺乏有效的管束，缺乏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的渠道。

这些地方的教堂荒废，社团解散，社会网络已经瓦解。帕特南提醒美国人，20世纪末期，城市郊区和农村校园已经频频发生各类枪击案。这是一种警示，财富和教育，并不足以防止集体采纳一个缺乏社会资本的中产阶级社区，同样可能是不安全的。第三，社会资本可以扩展个人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在个人层面，社会交往会影响人生际遇。明天下午。在一项人们如何才能找到工作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发现，不经意认识的人比亲密的家人或者朋友更能提供好的机会。

这主要是因为亲密圈子里大家共享的信息太雷同了，而普通朋友反而能提供不一样的线索。在社区层面，高社会资本也更利于经济的发展。硅谷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制造中心，尽管许多的公司是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个大社区中，公司的领导们乐于分享信息。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术。加班时候，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因而发展出贸易协会、产业协会等组织。不同公司之间的员工也经常互相往来，虽然会跳槽，但是因为本来许多信息都是共享的。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反而进一步增强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价值。与之相反，在波士顿郊外，曾经有个社区和硅谷齐名，叫做128通道走廊。但是这个社区的各家公司实行上司下属严密的等级关系。各部门互相之间保密等做法。简而言之，公司与公司之间不交流，公司内部也很少撤销，很快的这个社区衰落下去。

第四，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健康与幸福。根据几十年的公共卫生调研表明，一个人越多

的融入社区越少得感冒、心脏病、中风、癌症、抑郁症和各种疾病。今天，抑郁症已经成为困扰美国人的噩梦，而各类数据已经充分的表明，当社会交往下降时，抑郁症患者。甚至自杀的人数都会上升。人的一生很难总是一帆风顺，当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可以求助家庭，朋友，教会的人通常不那么容易陷入绝望。

书中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了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重要联系。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社区，从50年代开始，医生们就注意到，与临近小镇居民相比，这个社区没有死于突发心脏病的人。研究人员试图寻找原因。他们检查了饮食、锻炼、体重、遗传等种种因素，最后发现是紧密团结的社会关系起了作用。

这个社区在19世纪由来自意大利的相同村庄的人们所建立，通过地方领袖建立起了一个互助的社会。这里有教堂。体育俱乐部工会有自己的报纸、巡逻部队、公园等。在这个团结友爱的社区里，炫耀财富，会被嘲笑家庭观念和各种善良的行为会被强化，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很高。而身体出现情况会被更早的察觉到，也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第五，社会资本能有效促进民主。参与式民主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哲学中。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杜威曾经说过，民主制必须从地方开始。而所谓的地方就是邻里社区。之前我们提到的鲍勃和玛丽夫妻的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通过建立家长教师联谊会这个社会团体，吸纳社区群体参加。一起为公共教育状况的改善作出贡献。社会资本对民主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国家政治有所帮助，从教堂到专业社团，从保龄球会到家长教师联谊会。各种各样的团体让本来弱小的声音得到强化放大，弱小群体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对政府的诉求，也起到了监督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对于培养合格的公民也起了重要作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在一个社会资本高的国家

中，人们可以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来增强公民意识，学习公民技能。大家在共同交往中学会合作，培养宽容等美德。

总结来说，通过比较美国社会资本较高和较低地区的差异，帕特南发现，社会资本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重大的价值。它能促成社区良性发展，避免社会失范，同时也让大众维持一定程度的民主基本素养。既然社会资本这么重要，那么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社会资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美国的社会资本是多还是少呢？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参与越多，社会活动越积极，那么社会资本就越高。所以帕特南通过考察过去的100年中。美国人的社会参与，以此来衡量美国社会资本的变化。第一种类型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正是参与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投票，特别是在总统大选中投票。1960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最后的竞争者是尼克松和肯尼迪，投票率是62.8%。到了1996年，投票率下滑到48.9%。帕特南又综合考察了各类数据，悲哀的发现，近两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那么多人自愿放弃投票权。在投票活动之外，美国人还有丰富多样的方式可以参与政治。根据一项从1973年持续到1994年的跟踪调查，12项公民活动，包括在请卷书上签字，参加公共会议，参加政治集会或演讲，给国会写信等。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水平全部下降。从各方面来看，美国人在20世纪最后30年，政治参与度越来越低。

第二类社会参与，帕特南称之为公民参与。主要是指美国人喜欢组织和参加社团活动。19世纪早期，著名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造访美国时，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处于何种地位。不论兴趣是什么，都时时刻刻在组社团。托克维尔指出，社团是美国民主生活的基础和动力。那么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有什么改变？

如果单纯看表面的统计数据，全国的志愿者团体的数目在1970年到1990年之间是

不断上升的。似乎美国人仍旧非常喜欢社团活动。然而，社团数量的增加不能说明参与的增加。根据计算，许多社团小了很多，平均会员数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们参与社团活动的频率大大降低。在70年代中期，又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参加社团集会，而在90年代末变成了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从来不参加社团集会。总结来说，美国仍有很多社团，但是美国人亲身投入社团活动的频率在二三十年中大大降低。帕特南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达拉斯慈善团体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个本地团体的成员每个星期五早上都会聚在一起做针线活，互相串门。这个传统维持了57年。但是在1999年4月30日，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活动，社团无声无息的结束了，这个社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80岁。再也没能吸引到年轻人加入，只能宣告解散。达拉斯慈善团体从成立到解散，折射了美国社区生活从繁荣走向衰亡的大历史。

第三种重要的社会参与，宗教参与。教堂和其他宗教组织在美国社会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数据显示，在美国的社区组织中，有将近一半儿与教会有关一半儿的慈善行为和志愿者活动与宗教有关。一位牧师说，教会不是一方建筑，甚至不是机构，他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所教堂会组织非常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比如艾滋病防治、戒酒互助会、白领女性社团等。帕特南指出，教会是重要的社会场所，在这里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下层人民和少数主义，学会组织活动发表演讲，交到朋友，甚至找到工作机会。

然而就是这么重要的参与途径，在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下滑。在三四十年里，美国人加入教会的比例降低10%。实际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降低25%到50%，宗教机构呈现出空心化的特征。第四种是围绕工作的社会参与。今天的人似乎在工作上花很多时间，那么是不是围绕着工作的社会参与增加的呢？很遗憾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国工会的入

会率在50年代达到顶点。四十多年来一直下降，此外，工作的不稳定性不断增强，也降低了人们在工作中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80年代增长最快的行业竟然是为失业者介绍新工作的职业中介公司。帕特南举例说，以前如果你被IBM公司录取了。人事部门会友善的提醒你，请和妻子商量，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因为一旦加入了这家公司，就终身成为公司家庭的一员。

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着越来越短的工作任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兼职或者打零工。总之，虽然我们投入到工作的时间很多。但是相关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增加。前面所说的参与政治、参加社团、宗教或工作都是相对正式的社会参与。

最后再来看看非正式的社会参与情况，例如说和亲戚朋友见面，下班一起喝酒，每周二晚上一起打牌，和邻居参加野餐。甚至跑步的时候跟常遇见的人打招呼。帕特南指出，这些日复一日的社会交往，往往积少成多，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加。然而研究数据显示，美国人走亲访友的频率每年都在下降。在70年代，一个美国人每年在家接待朋友的次数，大约是14到15次。到了90年代末，这个数字降低为八次。那么或许大家不喜欢在家接待朋友，而是一起去饭店吃饭的呢。很遗憾，并不是这样的，美国人均拥有的大小餐馆、酒吧和咖啡店的数量都在减少，而大大增加的是快餐店。我们都知道餐馆和咖啡馆里重要的不是吃什么喝什么，而是和朋友一起聊天，而快餐店总是赶紧吃完或者打包带走。和独自打保龄球的浪潮类似，现在的人们也开始在网上打桥牌。然而网上桥牌游戏在于聚精会神打牌。这个活动的社交性大大减弱。总结来说，人们与朋友、邻居的经常性联系出现了剧烈下降。边吃饭边谈话的机会减少了，能够促进轻松交流的休闲活动也减少了。因为各种社会参与程度的降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社会资本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社会信任感也在不断降低。

在1952年的时候，有50%的美国人觉得美国的社会风气跟过去一样好。从50年代到60年代，这个数据还不断上升。但是从70年代开始，这个数据开始下降。到了1998年，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觉得是风日下。此外，人们对慈善事业也变得吝啬。相对于收入而言，90年代美国人的捐赠比19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少新增加的志愿者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与信任感降低相对应的是攻击性增强。从1990年到1996年，狂暴的攻击性驾驶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路怒症增加了50%。在1997年，74%的司机认为，与五年前相比，其他人在驾车的时候更加粗野，不懂得礼让之道。帕特南感叹，今天的美国人通过增加保安、枪支、狗和门锁来防止犯罪，这些额外的成本都是由于社会资本流失所造成的。总结起来看，单薄肤浅、浅尝辄止的交流方式，逐渐取代了深厚，凝重，亲密的社会联系。美国的社会联系大部分时候是有特殊目的和立即导向的一锤子买卖。那么在如此全面细致的考察之后，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所有的人都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变化呢？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这里重点介绍帕特南所指出的三个影响因素。第一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帕特南指出，电视对社会参与的破坏力极其巨大。首先，电视出现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1995年，每个家庭的平均看电视的时间，第一，20世纪50年代高出50%多，从1965年到1995年，闲暇时间平均每周增加6小时。但是这些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电视，每一个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其次，看电视妨碍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即便是一家人一起看电视，也阻碍了他们的互相交流。因为大家通常看着屏幕很少交谈。在保龄球馆里面，因为安装了电视独自打球的人在等待的间隙，也不会和身边的人交谈，而总是盯着电视。

最后，电视节目主打娱乐，让人们远离严肃公共主题，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例如肥皂剧和脱口秀等。都以娱乐为主，虽然也有新闻，但大部分观众不关心这个。根据帕特南研究，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公民参与减少社会资本流失。而这一问题正是从电视流行的差不多十年后开始的。伴随着电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因为过于习惯电视的陪伴，并没有养成走出家门参与社团的习惯。导致社会资本流失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代际更替。简单来说就是新一代逐渐代替前一代人俗话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数据显示，美国的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积极的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甚至在他们退休之后依然大规模加入志愿者团体。因此，最富有公共精神的一代人逐渐老去，而年轻一代又缺乏社会参与的习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流失，代际更替要承担大部分的责任。那么谁是最富有公共精神的一代呢？研究表明，热心公共的一代是出生于1910到1940年的这一代人。当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们正值壮年，最为积极的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5、60年代美国的社会资本达到顶峰。这一代人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的艰辛时光，天然的喜欢公共生活，相信团结就是力量。紧随其后，出生在二战以后，20年被称为婴儿潮的一代人，也是第一代终生接触电视的人。同时，60年代发生的政治事件，例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等，使这一代人疏远政治，他们渴望自由、高度个人主义，更少对权威宗教和爱国主义表示好感。那婴儿潮一代的子女呢，这些出生于80、 90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重大国际国内事件，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电视和电子游戏这类个人化的娱乐工具伴随他们长大，他们对于集体行动更为陌生。可以看出每一代人面对的外部环境差异都很大。越来越个体化的回应方式带来了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

第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居住的郊区化。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郊区化

浪潮，相对于城市而言，郊区有价格低廉的土地、便宜的住房、优惠的税收政策，也有更好的空气。因此，工作在城市，居住在郊区，成为许多美国人的选择。

然而，郊区化或许给美国的人带来了更大的处罚，但是却阻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首先就是通勤时间的增加。调查显示，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在车里待72分钟，比陪孩子的时间还多一倍。其次，因为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分离，人们往往需要面临这样的选择。如果下班跟同事喝啤酒，那么就没时间跟邻居见一面，打个招呼了。而且郊区居民不是去社区里面的杂货店和商店购物，而是前往大型的购物商场与邻居见面，交流的机会又大大减少了。第三，社会阶层与背景类似的人会倾向于搬去相同的小区。长期生活在同质化的环境中，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消息的来源都会变得单一。阶层之间，社会资本难以建立，割裂和对抗，远远高于合作。简而言之，帕特南发现，电视的普及和代际更替，还有居住环境的郊区化，需要对美国的社会资本下降承担重要责任。那么在过去的30年中，面对社会资本的不断流失，美国人可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帕特南指出，首先要唤醒美国人的集体意识，让大家认识到集体的价值。其次，要激发公众找到适合这个时代的社会参与的方式。具体的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是社会生活方面。帕特南建议所有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改变新一代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增加社会资本，从娃娃抓起。同时，营造放松与信任的工作环境。帕特南还呼吁大家少花一点时间旅行，少花些时间坐在电视屏幕前，多花时间和亲朋好友、邻居相处。也请社区规划给公共空间留出更多的位置，设置更多的小公园与座椅，为产生更多的休闲社交提供条件。

第二是文化生活方面。帕特南建议，以艺术为中介，把各行各业的人们召集起来，一

起唱歌或一起跳舞。在文艺活动中，彼此不同的人能够互相欣赏，产生联系。同时呼吁美国的宗教界共同创造出一个新时代的多元化。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觉醒，使得美国人比今天更有社区精神，对美国其他宗教也更宽容。第三是政治生活方面。帕特南对政府和民主政治提出要求，希望使更多的人亲身参与到地方民主生活中。通过提高政治的公共性来扩大社会资本，而不是依赖专业的民意调查机构或广告的机构，把竞选当成烧钱的游戏。通过对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方位改造，帕特南希望在21世纪美国的社会资本可以逐渐恢复。最终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高峰状态。

帕特南的研究为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或许技术越来越发达，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减弱，这就减弱了社会资本，降低了生活的安全感与幸福感，社会动荡的风险明显提高。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担任议员期间就高度关注帕特南的研究，对社群建设和基层民主进行了积极讨论。2013年，奥巴马更是授予帕特南国家人文奖章，足以见得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洞见。不过，帕特南这项研究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而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重要反响。或许这是因为电视无差别的吸引着各个国家的人民年轻一代的兴趣爱好与行为方式的确产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化带来的居住与工作的分离，也在很多国家出现。《独自打保龄》出版之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成为过去半个世纪引用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帕特南在书中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例如电视影响社交，在互联网时代也一再得到回响，毕竟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网络社交。忽视了在真实世界中建立亲密可靠的社会关系。这对公共生活又构成了另一个层面的冲击。20世纪美国发生的故事，或许对今天的世界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