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社区、乌托邦》勾勒了劳伦斯·韦努蒂的基本翻译思想,在道德伦理的创作态度下,译者以保留外语文本文化为主要目的,借助本土“剩余物”等翻译途径在翻译社区努力实现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交际,其核心就是“异化”概念下的翻译与文化保留,达到文化多元性。
关键词:异化 文化 外语文本 本土译本 剩余物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近些年在英语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尤其是他的异化翻译理论给翻译界带来了一股新空气,开创了一片新领地,树立了一支新标杆。他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分析批判以往翻译理论中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观点,从而提出了其具有解构性质的“文化存异”的异化翻译策略。他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努力建立一个文化多元性的“社区”,凸显一个多文化交际的语言世界,但同时他也表达了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现实世界意识形态中难以做到完美,仍然有个文化倾向。
2000年,韦努蒂在《翻译、社区、乌托邦》中,通过对异化与文化的深度分析,进一步阐述了翻译中保留源语文化,体现文化多元性的异化翻译策略。
二 异化与文化在《翻译、社区、乌托邦》中的体现
韦努蒂在《翻译 社区 乌托邦》中,分五个部分阐述了他的异化和文化的翻译思想。
在第一部分中,韦努蒂指出,本土译本很少跨文化交际,翻译理家应该进行伦理思考,并在其中找到在译本中如何保留或保护外语文本的异质性。这里,韦努蒂提及的伦理思考是反对译本的归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本土术语、本土方言、语域等。这种伦理态度同时具有政治性,标榜本土文化价值的过程就是陌生化过程,建立新标准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批判和制度改变的过程。韦努蒂认为,由于这种伦理政治差异,译者应该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外国文化的社区来分享兼容,并允许外国文化来改正发展本土价值和制度。韦努蒂通过伦理政治差异性分析翻译中应保留源语文化,凸显文化的多元性,树立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的异化概念,进而指出文化社区建立就是这种异化翻译的有效途径。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借鉴以色列翻译理论家gideon toury对翻译这一概念的认识,其中特别提到了不变量的设立就是在确立一定目的语和文化的过程中保持源语信息的不变,但作者并没指出这种不变量的设立的方法途径,而是转而分析了外国小说翻译的准确性。这种翻译能够且必须是构架外语文本的叙述形式各基本要素(民族方言、行话、套语口号、风格创新、古词和新字)的交际,因为它们不仅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交际,更是一种最终包括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内的交际行为。英国哲学家lecercle把这些变体称为“剩余物”。至此,作者理论上探讨了翻译与交际的关系,即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的翻译不仅要考虑文本本身
内容的交际,更要注重内容之外的形式的保留。第三部分是个案研究,韦努蒂以法国著名小说家加缪的小说l’ tranger(1942)的两个译本为例,分析探讨了作为交际的小说翻译不仅仅是字面意义和叙述形式中基本要素的交际,更是一种参与到将来的生活中的解释,有助于本土读者甚至外国读者对文本历史语境的再现以及对外国文化的共同理解。通过比较,韦努蒂肯定了两个译本的优势所在,强调ward版本赋予了加缪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写实主义,更易于读者接受。从中可看出,韦努蒂在异化翻译中不仅要注重源语文化的保留,还要译者对原作进行认真的选择,以便于更好地继承原作所体现的文化元素。在第四部分中,作者认同翻译就是一介于外国文化与翻译文化的语言上的“接触区”,尤其是在后者之中,认为通过翻译社区利益不仅集中在外语文本上,而且反映在本土价值、信念和译者刻写在译本中的描述上;而这些社区利益是由使用的翻译途径决定的。
最后,作者坚持翻译行为一直都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产生本土“剩余物”,产生了在本土文化下与历史时间、社会地位相关联的价值、信念和描述的译作;韦努蒂认为这种翻译是乌托邦的、空想的,反映出一个至今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社区。而在乌托邦社区里,社区翻译本应该是思想交流,毫不修饰、调整和歪曲,犹如“玻璃片”,读者感觉不到是在读翻译作品,但在实践中,这是很难做到的。
三 异化、文化、伦理
《翻译、社区、乌托邦》通过丰富的内容与生动的案例研究,陈述了翻译中异化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以及在道德伦理态度下翻译社区去解释文化、实现文化多元性的翻译途径。从中可知作者的异化概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异化翻译策略,更多的是译者对外语文本的选择与翻译中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即所谓的道德伦理,在这种态度下,译者所采用的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包括词语选择和话语策略。
这与在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体系中的存异伦理、化同伦理与因地制宜伦理是一致的。他大力提倡保留原文本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将异化翻译提升至对抗译入语文化的主流价值、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少数族语言的翻译,以此来推行存异伦理。翻译具有带来本土语言、文化的更新与变化,以至社会变革的作用,这就是韦努蒂的因地制宜伦理最终思考的问题和得出的答案,通过这些不断延异、演进与提升的言说,韦努蒂引领着追寻语言文化差异、翻译伦理以及翻译的终极目的和取向。“通过延异,韦努蒂的话语从内部的策略层演化、提升至外部的伦理层,从而可以以翻译伦理因地制宜地判别翻译所起到的社会作用: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
在这种伦理态度下,异化翻译就不只是翻译方法问题,更是对文化扬弃的一种立场。正视原作、尊重原作者,就是发扬文化,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态度。正如韦努蒂所说的,“……首先,主要的误解是把‘异化翻译’与特定的话语翻译策略等同起来,异化不是
一种策略,这是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许多不同的话语翻译策略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异化的效果。”
四 异化、文化、社区
韦努蒂在书中认为完美无瑕的、真正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译作的生存正是由译作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即社区。这个社区在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多样性,翻译就是这样一个语言的“接触区”,它把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联系起来,而且偏重于后者。这个社区不仅关注外国文本,而且还能很好地反映本国的价值观、信仰和译者赋予它的内容。
译者在对待文化多元性与交际的过程中就有更大的空间(社区)去选择发挥,在这个社区里,作为交际的翻译行为就更有可能把外国文化带给译本的接受者去分享,从而建立一座文化桥梁。作者更强调的是翻译的文化传播和重建作用,因此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寻求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尤其是在相同的信息和形式技巧方面,这样做只是因为翻译始终面临着不同的东西,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去试图彻底地消除这些不同的东西;一个翻译的文本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所(社区),在这里出现一种不同的文化,读者可以窥见一个不同的文化他者,也即一种基于审美不连贯的翻译策略,才能提醒读者意识到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不同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最有效地保留那种差异和他性。
毫无疑问,在创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际文化生态新格局方面,韦努蒂的文化翻译策略十分接近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和巴巴的非殖民化努力,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方面,韦努蒂则走得更远。这里提及的国际文化生态新格局在异化翻译下,更接近的是文化争鸣的翻译社区。文化的保留表现在存异性,在翻译实践中存异性具体表现在异化手段,正如前面所言,非殖民化努力就是保留当地文化,存有原作的异质,这种异质的共存就能共同构建一个多样的社区场所,无论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能共存;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韦努蒂的文化取向观点适用于从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的翻译,但从强势文化翻译到弱势文化,这时无疑是将强势文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弱势文化,无异于文化霸权和民族中心主义。其实作者在文化角度上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他强调的是翻译中要尊重文化多元性的道德态度并把外国的多元文化刻写在译本中,让读者分享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愉悦。“在我看来,他们(指的是目的论倡导者hans vermeer和katharina reiss)对翻译如何表现外语文本和外语文化重视还不够,对译者如何解释外语文化也重视不够。这正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作为译者,我从来不想忘记这一事实,即从本质上来说,翻译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行为,对我而言,译者如何对这种暴力行为负起道德责任,译者如何作出补偿,是十分重要的。”这在《翻译、社区、乌托邦》中,作者也未反映出这种观点,它适应的是世界文化翻译,无强势与弱势之分。 五 局限性
韦努蒂在《翻译、社区、乌托邦》一文中清晰地勾勒出了异化与文化的紧密互动关系,但其中仍不乏局限所在。
1 作为一种翻手段,异化有其自身优势,尤其在构建文化多样性的社区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韦努蒂过分强调异化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作为一对翻译策路的孪生姊妹,异化与归化对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都有促进和催化作用,只不过后者更强调译入语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归化手段对弱势文化或弱势译入语的保留与更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有力。其实,翻译的真正内涵都缺失不了本土文化利益至上和种族中心主义,异化表面上是为弱势语言文化呐喊,但其根本目的是为其本土文化的吸收更新服务,促成其自身文化更加强势。“韦努蒂的翻译研究,关心的是翻译如何影响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话语责任,即本土文化利益的问题或如何有助于促进本土语言与文化更新的问题。”所以,无论异化还是归化,对文化的理解是殊途同归的,对文化多样性的推动作用是一样的,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2 文中从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入手分析异化翻译对文化社区构建的重要性,进而提升至乌托邦的翻译,这种不断深入和挖掘的理论探讨的确对翻译理论的丰富和拓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这只能说是理论上的研究,对于翻译实践的具体应用技巧,韦努蒂并未给予更多的解释和分析,甚至其本人也认为作为乌托邦式的翻译在实践中很难实现。 六 结语
《翻译、社区、乌托邦》作为韦努蒂的一篇普通的翻译理论学术文章,虽不及其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译者的隐身:翻译历史》、《翻译再思考:语篇,主体性,意识形态》(1992)以及《翻译的窘境:关于差异的伦理》(1998),但在论述其思想观点上仍然是一部力作,文章在向读者介绍翻译中如何去实现保留外语文化上做了详细生动的解释,也让读者更好地深入地细读其思想中的异化概念和文化多元性。与此同时,翻译工作者也从中找到了翻译思想的闪光点,发现了一条新的翻译批判途径。虽然译界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众说纷纭,误解颇多,但时下却代表了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他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伟大而不可估量的。 参考文献:
[1] 贺显斌:《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外国语》,2007年第3期。
[2] 郭建中:《韦努蒂访谈录》,《中国翻译》,2008年第3期。 [3] 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4] 王宁:《解构、后殖民和文化翻译: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4期。
[5] 蒋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与翻译伦理的神韵》,《外国语》,2010年第1期。
[6]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5.
[7] jean—jacques lecercle,the violence of langu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8] nancy schweda nicholson,“professional ethics for court and community interpreters,”in d.l.hammond(ed.)professional issues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4. 作者简介:
周发忠,男,1977—,江西赣县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工作单位:江西理工大学。
涂慧娟,女,1978—,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