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研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一部力作_评_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_

唐都学刊TangduJournal

Mar.2009Vol.25　No.2

探研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一部力作

———评《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景亚鹂,张维慎

　　佛教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而其发扬光大却在中土。大约在西汉末到东汉初,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诸多高僧大德不懈努力,佛法深入人心。在佛教东传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不仅翻译了大量梵文经典,而且形成了众多佛教宗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留有大量的佛教石窟造像、寺塔建筑等文化艺术瑰宝。虽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遭遇多次“法难”,甚至灭顶之灾,但这些文化遗产却始终没有泯灭。近几十年来,东方文化逐渐西移,作为东方文化重要分支之一的佛教文化也已乘此良机深入欧美等国,不断发展。随着佛教文化向世界各国的不断渗透,\"国际佛教\"的基础也已逐步坚实,佛教研究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佛教的这一世界性发展,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文化传播重镇———中国西北地区在佛教东传的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世人探寻和求索的焦点。但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多着眼于佛教本身的教义和信仰,围绕佛教哲学思想展开研究,著书立说者不胜枚举。陕西师范

(30万大学介永强博士的新著《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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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西安710060;2.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西安710061)

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任。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该项目是“文化发展十年计划”的一部分。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将“丝绸之路”整体或部分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11月,在哈萨克斯坦国阿拉木图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地区研讨会上,与会的成员国代表一致通过了将“丝绸之路”中亚段作为线性遗产申报的计划;2006年8月,在新疆吐鲁番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中亚国家、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50名与会代表,进一步肯定了该计划。更为实质性的行动则始于200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国撒马尔罕会议上,讨论了“丝绸之路”中亚段的申报,形成了“丝绸之路”概念文件。

2007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申遗地区研讨

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通过了该概念文件。2008年7月,世界遗产中心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2届会议提交审议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丝绸之路”申遗概念文件。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五省区内,均有“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佛教更是借助“丝绸之路”,从古印度传播到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涵盖了许多有关“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跨国课题的实施,大有裨益。这也更凸显了作者认识问题的前瞻性,本书出版,对于推动“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加快进行和顺利完成,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一书,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研究西北佛教,新颖精妙,读后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概括而言,该书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一、“有用于世”的学术理念

介永强同志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最后一届博士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史先生极力提倡“有用于世”的学术理念,介永强秉承了史先生的这一学术理念。

本书的“有用于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书对认识当今西北地区宗教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本书系统研究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时空变迁的轨迹及其特点和规律,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今西北地区宗教问题的由来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本书对“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实施大有裨益。自古都长安出发,西经中亚、西亚,远及欧洲,全长近8000公里,穿越27个国家,持续2000余年的“丝绸之路”,承担了历

收稿日期:2008-10-30

二、思维缜密的学术构架

研究佛教文化地理,佛教寺院是首选内容,它是僧众弘法布道的主要场所,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考察佛教寺院的分布状况,是研究西北佛教文化地理的首要途径。本书第一章以时间为线索,以文献记载为主体,更措意考古成果来揭示历史时期西北佛教文化的区域分布。石窟寺是佛教寺院的特殊形式,也是西北地区佛教文化的重要遗存。本书第二章利用考古资料勾勒了西北地区石窟寺遗存的区域分布状况,并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佛教石窟形制和造像的地域特色。

作者简介:景亚鹏(1965-),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张维慎(1964-),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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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依赖于佛经的翻译和对佛教学说研习的佛教义学。本书第三章以译场、律肆和义林对经、律、论三藏的传译和讲习,来探讨中古时期佛教学术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发展。

历史上,不同时期盛行的佛教流派各具特色,同一时期的佛教流派区域传播亦各有千秋。佛教文化传播具有的这种区域差异,是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故而本书第四章主要论述历史时期大小乘教、宗派佛教、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

第五章是在前文分论历史时期佛教文化主要要素在西北地区的分布状况和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对西北地区佛教文化区域再作全面划分,探析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阐述当代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格局的历史成因。

本书参考文献丰富,不仅有佛教典籍和历史文献,而且有西北方志和考古成果以及现今论著等,总计达220多种。正是因为作者站在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掌握了种类多而数量大的珍贵资料,再加上自身的学术积淀和缜密思维,致使全书框架结构严谨,层层递进,逻辑性极强。

四、令人信服的学术论点

佛教拥有庞大多歧的教义体系和传播地域广阔、前后相继而历史悠久的特点,因而研究佛教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本书研究的重点是我国西北地区佛教历史文化的时空演变。概而言之,佛教主要是由印度辗转中亚先传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而再传入中国内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北地区具有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心主要在西北地区,在国家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首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史上,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源头,更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重镇。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五省已经成为一个形式文化区。作为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源头,由西北地区的佛教传布能使人感悟到佛教在中国流播和发展的脉络。西北地区更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所,而各族之间无疑会有文化习俗的差异,故而对其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都是必须涉及的。作者浑然一体地利用多学科知识,使各个研究点有机结合,实属不易。作者在第二章的“石窟形制和造像的地域特色”一节中,就学者对西域地区石窟建制形式的定名问题———“龟兹式”还是“西域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南、北分别以于阗和龟兹为中心。由于地理条件不同,其寺院建造形式也不相同。大体说来,“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鄯善、尼雅、米兰等地以明屋式的寺庙为主;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等地以石窟寺为主。龟兹石窟的主要窟形是中心柱形支提窟,这是龟兹石窟特有的建筑形式,故而被许多学者称之为“龟兹式”,而这种石窟的建筑形式又与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等处石窟有所不同。作者同意“西域式”之定名,并陈述理由:西域石窟主要分布在龟兹,龟兹石窟是西域石窟的代表,即龟兹石窟代表的就是西域石窟艺术,况且在龟兹东面的焉耆、高昌和龟兹西面的疏勒等地的石窟中,中心柱形支提窟亦屡见不鲜,而这几处已偏离龟兹;再者,西域石窟已糅合了西域民族特色,是西域本土民族的独特创造。所以,本书作者认为概括为“西域式”更为全面妥贴。

由于目前历史宗教地理学研究才刚刚开始,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所以《,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倾情倡言创建历史宗教地理学,以期完善历史地理学以及宗教学学科体系。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运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积极借鉴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本书作者正是站在历史宗教地理学的学科前沿,吸收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加上较强的驾驭史料和文字功力,因而得出的学术论点令人信服。

由于是开创之作,与其他学术成果一样,此书亦有不尽人意之处。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珍贵的考古与文物资料图片还可补充一些,以增强全书的说服力,而有关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还有发掘、利用的余地。瑕不掩瑜,本书言近旨远,有所创见,引人入胜,确是一部探研历史宗教地理学的力作。

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在《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中,作者留意于史志和佛典中有关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但这两方面的资料同属文献的范畴,有美中不足之感,所以作者又特别注重王国维所创“二重证据法”所倡对考古资料的搜集和应用。本书多处利用考古发现的宝贵资料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如在“三阶教”部分,特别补充了考古工作者1981年文物普查时在陕西省淳化县金川湾发现的唐代三阶教刻经窟中的有关资料。此窟刻经中共有八部佛经,其中最重要的四部均是三阶教特有的典籍,即东壁起首所刻由信行禅师撰写的三部经及西壁所刻的《七阶佛名经》残部。此经虽见于三阶教经典目录,却既不见于诸本藏经,也不见于已知的敦煌写经和日本古寺所藏三阶教典籍,而淳化县金川湾发现的唐代三阶教刻经窟中的有关资料,可以说是多年来有关三阶教的重大发现,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西安碑林博物馆现珍藏有四种涉及三阶教的碑刻,即《化度寺僧海禅师方坟记》《梁师亮墓志》《净域寺法藏禅师塔铭》《三阶大德禅师碑》等,对研究三阶教皆大有益处。

又如在“密宗”部分,作者亦利用了考古资料来充实研究。著者充分利用出土的珍贵密宗造像,彰显了唐代长安密教之隆盛。

实地考察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自然要应用到历史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之中。作者举例说,华严宗的初祖到底是杜顺还是智正,从典籍中难以看出来,而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五次到中国踏查佛迹,发现陕西华严寺历代祖塔的头一代为杜顺,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各种宗教的圣山、圣水、圣地以及佛教的寺院和石窟、道教的宫观和庙宇等历史时期的宗教遗迹,都是历史宗教地理研究中需要考察的对象。历史宗教地理学属于多学科的交叉学科,作者在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又积极借鉴宗教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从而大大丰富了本书的研究手段,提高了本书的研究水平。

[责任编辑　朱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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