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十一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

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

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 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

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

（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

（二）、课程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

“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

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

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

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

（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为主，形成三段七级,以横向的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

二、癸卯学制

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

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

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

有蒙养院（ 4年）、初等小学堂（ 5年）、高等小学堂（ 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 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 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 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⒈ 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⒉ 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⒊ 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

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⒋ 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⒌ 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⒍ 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⒎ 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

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⒏ 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⒐ 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

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

（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 4年）、初等小学堂（ 5年）、高等小学堂（ 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 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 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 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⒈ 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⒉ 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⒊ 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⒋ 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⒌ 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⒍ 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

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⒎ 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⒏ 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⒐ 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

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

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

（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

初等小学堂：“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

大学堂、通儒院：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

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

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

蒙养院：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

初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

高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

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五）、“癸卯学制”的特点：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

１、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

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破性的贡献。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赋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

２、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

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的突破；

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

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

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

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

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

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

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

（六）、“癸卯学制”的意义

１、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

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

２、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３、另外，新学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于蒙养教育，认为应该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为限，对于初等小学生，强调要“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要求注重讲解，防止死记硬背，掌握灵活性；中学教学则要求“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际，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对于物理、化学、图画、地理、体操等课的教学，强调要注重实验或者实地练习。《章程》规定，中学堂应设“图书馆、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根据课程之需求“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实验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中国教育在教学方法以及设备的近代化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４、新学制颁布前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6年仅为13人，1901年为274人，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而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7888所，学生1024988人，到1909年，全国学生人数已经达到626720人。随着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的学堂。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

５、此外,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建立，也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攻下，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坚定的维护着祖国的尊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入侵。1903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愤怒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生、仕学馆学生“鸣钟上课”，声讨沙俄侵略，并发表演讲，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之人请命”。1905年，京师大学堂爱国师生又搜集各种报刊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事实，同时开列美国商品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抵制美货斗争，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６、在“新学制”中，清政府还大力提倡兴办军事院校，许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就出于这些学堂，这也为以后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革命党人趁机以兴办学堂为名，大力培养自己的实力。1905年9月，革命党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学校的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1909年秋瑾出任监督，招收各处会党头目入学训练兵操，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此外,贵州革命党人创办的寻常小学堂、乙已小学堂和光懿女子小学堂也是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还有安徽的旅湘公学(后改称安徽公学)、上海的健行公学、四川的永宁中学堂、济南的山左公学等都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大量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军人涌现了出来，而这些军人随着以后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也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说这些学校也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七）、“癸卯学制”的历史局限

１、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

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

①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视新学中的激进行为和言论为洪水猛兽。认为在学生新思想中存在着有损于清政府的统治的言论。因此，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妄谈民权自由种种”的现象，强调在蒙养院必须明白《孝经》、《四书》、

《列女传》、《女诫》等书中“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其他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受教育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因此，在新学制下，女子的教育权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企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

②半殖民地性：在规定的课程中，加入了一些“西学”课程和实业教育的内容，虽然有适应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不切中国实际，客观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

２、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地方。

如：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学制冗长等。

“新学制”的出台，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日本1900年颁布的学制的影响，可以说是日本学制的一个翻版。早在1896年姚锡光就对日本的学制有了切实的考察，并对一些特殊学校的设立做了说明。1901年，清政府又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在此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会见了嘉纳治王郎等日本著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又转呈给了张之洞，而张又是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但是我们说，这种盲目的模仿也造成了许多落后的和不适应的现象。因此，何启早在他的《新学制篇辩》中就说:“(张之洞的)《学制》篇历叙东西洋之教法、学法，谓宜取以为式，是正方学之当然，可勿置辩，然泰西之各大国，学费每年常一、二万万或二、三万万元，其民籍之数仅中国十之一耳。移其制于中国，则中国每年学费宜在十

余万元之数。泰西之费，其中虽薄有官款，然官款无非出之自民。今观中国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资否?即使出以极廉，省其几倍，亦须数万万元”。A这就提出了在新学制实行中一个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经费问题。此时腐朽的清政府在屡屡割地赔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外债都还不清，何处拿来这么一大笔巨款去支持新学制的实施呢？因此“新学制”最终实施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就如“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更不用说“乡僻愚民，一闻学堂之名，即视之如蛇蝎，然愚民之性质，未有不知惜费者”。B不仅仅是经费不足，在新学制下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许多教员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学校教员不足时，一些学校就聘请这些稍微懂得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这些长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儒生，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就值得我们质疑了。C对日本学制模仿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学制太长，如果一个人七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制，这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八）、“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

1、设女学

1907年，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１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最大

的一点是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的限制不得人心，振兴女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1906年2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１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

2、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

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科可缩短年限。

3、1909年实行中学文实分科。

第二节 废除科举制度

一、 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标志着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止。

科举制的废除,解除了束缚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条枷锁,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日益与西方接轨。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大冲击,更大范围的扩充了人才的培养,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产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后备队伍。科举实际上是传统教育的“指挥棒”，当近代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它与旧的科举制度的矛盾必然激化。一方面，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专攻儒家经史之学、靠考八股文由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官僚毫无应付能力；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虽然培养出一批有实学的人才，但旧的科举制度仍是八股文取士，新学人才不能与科举接轨，就没有作官的“正途”出身，必然损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限制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科举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科举既是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又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切身利益之所在，要作变革难度极大。

二、1905年奏折：“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校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小学主要是利用原来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改建。直隶（河北省）早在1901年就下令将所有义学改为小学。京师将原有的八旗学校全部改为八旗高等小学堂，并相应配备设置初等小学堂，保证了八旗子弟率先普及初等教育。并进行了私塾改良，将私塾分等级改为简易小学、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学部于19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

除官方兴学外，私人办学也很踊跃。1898年经元善创办经正女学，是国人办的最早女校之一。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在天津办学，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南开学校。张謇是1895年科举状元，他放弃仕途而致力于办实业、兴教育。他于1902年创办的南通师范学堂，

是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到1909年，全国学校总数 52000多所，比1903年增加73倍，在校学生总数 156.2万人，比1902年增加 225倍。六七年内发展到如此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成就了。

第三节 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加上科举的废除导致“指挥棒”效能的消失，因此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1905年在中央建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1906年在各省建立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专管各地方教育事务。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清政府在1901年酝酿制订新学制时，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运作，但无机构。学制颁布时，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更名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全国学务”，下设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处，只能算是临时设立的简单机构。为保证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12月，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的正式官员编制为40人。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

部中人员和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期。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1906年 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

1906年 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其建筑风格独特，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型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

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

二、1906年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的教育宗旨。五条之核心为“忠君”。

“尚公”、“尚实”、“尚武”

1、针对中国之弊端：“私、弱、虚”

2、尚公：爱国如家、视人如己

3、尚实：学以致用，培养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4、尚武：养成守纪律、养威重、刚健耐苦的体格。

5、与《奏定学堂章程》立学宗旨一样，典型的中体西用。

在我国，1902年以前，并没有确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在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潮流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和颁布教育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当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者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

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教育目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确定和实施的教育目的。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艺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适实用的通才为目的。

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铖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

同年颁布的“上谕”也明白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些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清末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本章小结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过于姗姗来迟，而且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阵地，但是毕竟建立起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不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

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