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央电大文法部（ 2002年11月06日）

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央电大文法部 李 平

第十四讲“王安忆与女性写作”是我们这学期的第二个大重点，同时，我认为，也可以

算作是第二个大难点。当然，也许有人由于自己对王安忆的作品比较熟悉，平时读得多一些，会认为这一讲比上一讲“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容易，甚至比这学期的前面讲的几讲，如“赵树理”和“朦胧诗”都要容易。这也很正常。我们这门课的特点就是这样，对谁的作品越是熟悉，学习起来就越容易。但是，我说这一讲也算是一个难点，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一讲的内容范围比较大，仅仅关于女性写作（或称“女性文学”），就可以单独开设一门课，可以就此写一本文学史专著；再者，王安忆的创作非常丰富，不仅作品多，变化大，而且其作品大多都是中长篇，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写作，因此，要真正做到了解和熟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我在此罗索这么多，无外乎是想强调，对于许多同学都喜爱的王安忆，我们在学习时不能因为自己比较熟悉而掉以轻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这一讲希望大家阅读的作品，主要有“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在这些作品中，又可以《长恨歌》为重点。

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中，选有《纪实与虚构》的片断； 在陈思和、李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当代文学100篇》（上海学林出版社）中，选有《叔叔的故事》；

在陈思和、李平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中，选有《长恨歌》的片断。 一、学习常识提示 （一）关于王安忆的生平

1954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是当代著名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刚满一岁便随父母进入上海，从此，具有着说不清、道不白的“双重身份”：既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也永远只是上海的“外来妹”。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并开始发表作品。1969年（15岁）初中没毕业就到安徽省北部（淮北）五河县农村插队。1972年（18岁）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儿童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0年曾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这年，她因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6期）上发表《雨，沙沙沙》而引人注目。1987年调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任专业作家，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 （二）关于女性写作的发展

1．女性写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初的“五四”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新文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冰心，其他主要作家还有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谢冰莹等。

冰心发表作品的时间虽然晚于陈衡哲，却是新文学创立以来第一位可以与当时著名的男作家平起平坐的女作家，并且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多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上学期，我们曾学习过她的散文，她写的“美文”（艺术散文）曾与大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一起，被看作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她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下创作的小诗（主要有《繁星》和《春水》两部诗集），被称作“繁星体”，曾开创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她的小说在主题上与她的散文和诗歌是“三位一体”的，都是歌颂母爱、童真和大自然，并以提出问题的广泛性和现实性而引人注目。冰心的创作风格和主题虽然都有女性的特点，而强调“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点，但她并不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女性角色，她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以及《庄鸿的姊姊》等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女性问题，而主要是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冰心一样，当时的其他女性作家大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题材，如庐隐的《海滨故人》、《曼丽》，冯沅君（淦女士）的《卷葹》、《春痕》，凌叔华的《花之寺》、《绣枕》等，但也仅仅是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并不特别在意“女性”的身份。在教材中，将谢冰莹的名字排在其他作家之前并无道理，虽然她是一位多产作家，也写过一些女性题材的作品，如《空谷幽兰》、《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但在“女性文学”的创作上并不比其他作家更突出，且成名较晚，其主要作品多发表或出版于1928年以后。 倒是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在1930年代前后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第一批作品，以大胆表现女性内心的“性苦闷”而起到了惊世骇俗的作用。但这种出色表现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她加入“革命文学”的创作后，女性意识逐渐消失。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有几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如萧红、张爱玲、苏青等，她们虽然各有成就，但并没有在“女性文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50年代以后，情况更不容乐观，一是女性作家本来就不多，比较有名的也就茹志鹃、宗璞等几位，二是这些女性作家创作中朦胧的一点女性意识刚一崭露头角，就遭到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主流意识的压制和湮没。

2．女性写作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人们正式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口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被人们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回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就被看作是“借助于思想的再次启蒙、人性的复苏、人道主义的整体话语而来的”。

在这个时期，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正是文坛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中，最有代表的女性作家是张洁，此外还有张辛欣、铁凝和王安忆，以及戴厚英、谌容、叶文玲、刘索拉、张抗抗、残雪、舒婷、陆星儿、乔雪竹、池莉、方方、蒋子丹、迟子建等。

戴厚英和谌容虽然较早地在创作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她们的创作与冰心的创作一样，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不具有“女性文学”的独特话语。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通常被看作是第一部公开找出“人道主义旗帜”的作品，而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则常常被看作是“改革文学”中的一部力作。这两部作品，正如它们的题目所示，谈的仍然只是“人”的问题，还不是“女人”的问题。

这个时期第一篇称得上“女性文学”的作品，应该说是张洁发表于《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作品讲述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悲剧故事。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的女作家钟雨，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却也和谐的老干部刻骨铭心地相爱了，二人在苦苦的精神恋爱中走向死亡。张洁在此看重的当然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过程。作家的本意只是通过对爱情生活的表现，来抨击世俗观念，呼唤人的平等和尊严，也正是人道主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作品无意中闯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禁区：“婚外恋”，创作者自身的女性意识也不可遏制地被引发出来。而且，从这以后，追求女性的独立人格，向往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爱情，甚至强调女性在社会上要与男子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等，就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她无意中对女性问题的涉及，那么，她发表于1982年第2期的《收获》上的中篇小说《方舟》则是她有意识地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曾是中学同学，大学毕业后，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梁倩则是导演，她们都有过婚姻，都是在人到中年后告别了婚姻。她们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剧色彩，而这悲剧则主要来自于她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的冲突。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作家对理想爱情的向往，那么，《方舟》则是作家从理想走向现实后的思考。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很沉重的社会内容，在这方面，《方舟》最具代表性。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我在那儿错过你》、铁凝的《麦秸垛》和《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大多如此。

3．女性写作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村”中的一部分，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已经把文学挤出了社会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的阵痛中，文学也借机完成了自身的回归，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进入了个人化的写作。因此，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可以比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地表现女性意识，并公开承认和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大胆地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包括性、欲望和女性的身体。“个人化写作”正是这时期“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白，此外还有陈染、徐小斌、徐坤、海男、张欣、须兰，以及更年轻的一批被称作“美女作家”的卫慧等。

林白1958年生于广西的一个小镇，原名林白薇，幼年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热带小镇的生活和她的童年经验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中学毕业后曾下乡做过知青，1978年考入武

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后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电影厂编辑和报社记者。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和《子弹穿过苹果》初步形成了诗化和情绪化的抒情特点，表现了她心中的完美的女性形象与男性中心社会的强烈冲突。她最有代表的女性文学作品是描写女性个人成长史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表现女性的性体验和身体感受而令人侧目，具有先锋文学的某些特征。

同样具有先锋性的女性作家陈染、徐小斌、徐坤和海男等，虽然也十分强调自己的性别特点，但创作风格和手法并不相同。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虽然也是写女性的成长史，并具有自传性的特点，但却在表现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创伤体验上，以及在以“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上与林白表现出不同特点。徐小斌则更重视人物的心理体验，她的作品的“神秘化”既是讨人喜欢也是遭人白眼的主要特点。徐坤的作品与林白、陈染等作品的主观性不同，更注重客观化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海男与陈染一样，也是从诗人的立场转向小说创作的，更喜欢诗意的追求和死亡等象征性主题的表现。 二、学习重点提示 （一）小重点

1．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和创作主题、题材的发展变化以及其中的重要作品。 王安忆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雯雯系列小说”为代表，主要表现个人少女时代的经验和感受，主要作品有《 雨，沙沙沙》《69届初中生》（长篇）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期其创作曾一度中断，但她与母亲的美国之行给她开了一只“天眼”，重新激发出创作的热情，并写有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

第二阶段（1985-1989年）。这一阶段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寻根”作品为代表，主要有《小鲍庄》和《大刘庄》等。其中，《小鲍庄》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期以“性题材”作品为代表，主要有《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等。此后，王安忆的创作又曾一度中断。

第三阶段（1990年以后），以精神探索和艺术创新为主要特点。《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封笔后重新出山的第一部作品。其他主要作品还有《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和《长恨歌》等。

2．女性写作的三次高潮以及其中出现的主要作家作品及主要特点。

女性写作的三次高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和20世纪末的90年代。

第一次高潮的主要特点是“人的觉醒”。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主要有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等小说，以及《繁星》和《春水》两部诗集和《往事》、《寄小读者》等散文；陈衡哲的《一日》；庐隐的《海滨故人》、《曼丽》；冯沅君（淦女士）的《卷葹》、《春痕》；凌叔华的《花之寺》、《绣枕》；谢冰莹《空谷幽兰》、《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

第二次高潮的主要特点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最有代表的作家作品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疯狂的君子兰》、《我在那儿错过你》；铁凝的《麦秸垛》、《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弟兄们》、《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戴厚英的《人啊，人》、《诗人之死》；谌容的《人到中年》、《人到老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抗抗的《夏》、《北极光》、《情爱画廊》；叶文玲的《心香》；乔雪竹的（电影文学剧本）《十六号病房》、《北国红豆》、《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美丽南方之夏日》；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方方的《黑洞》、《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舒婷的《致橡树》、《四月的黄昏》；迟子建的《左面是篱笆，右面是玫瑰》；蒋子丹的《黑颜色》等。

第三次高潮的主要特点是 “个人化写作”。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林白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迷幻花园》、《双鱼星座》；徐坤的《先锋》、《游行》、《行者妩媚》；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疯狂的石榴树》；张欣的《绝非偶然》、《真纯依旧》；须兰的《红檀板》、《纪念乐师良宵》、《思凡》，以及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卫慧的《上海宝贝》等。 （二）大重点：

1．“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与“女性写作”等概念。

（1）所谓“女性文学”，应该是指一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主要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 当然，对于什么是“女性文学”，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只要写的是女性，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女性文学”；也有人认为，只要是女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女性文学”。还有人认为，只要是女作家写的女性的生活，就可以称为“女性文学”。因此，“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

“女性文学”无论是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来说，还是对于文学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在文学发展的主要历史过程中，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不可能有“女性文学”的产生。因此，“女性文学”的提出，既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嘲讽。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80年代以前，许多女性作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家身份前面加上一个“性别”

的标记，而研究者们对于是否应该提出“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也一直持怀疑和犹豫的态度。 我个人认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作家的创作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得到女性作家自己的认可，却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的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随着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或“女权主义文学”）的兴起，“女性文学”成为了一种时髦，再加上国内文坛内外商业性炒作的风行一时，“女性文学”便成为一些先锋的女性作家和现代传媒共同看好的一个“卖点”；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女性问题受到了研究者们的较多关注，女性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突出成就和与男性作家创作的不同特点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文学界对“女性文学”的态度有所改变。因此，也可以说，“女性文学”这个词，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既带有严肃的学术性，也沾染上了金钱的铜臭。关于这一点，大家还可以讨论。 （2）“女性主义文学”实际上是“女权主义文学”的一种变通说法。

“女性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对男性社会的一种反抗，是“女权运动”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女权运动和由此基础上产生的女权主义批评，强调的是女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有意识地遮蔽女人的生理特征，（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因此，“女性主义文学”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攻击性，其作品不仅仅是通过对女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展示，来引起人们的喜爱和怜惜，而常常是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现，来破坏现存的社会意识，起到惊世骇俗的阅读效果。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女性文学” 则比“女性主义文学”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或者说，更多一些文学意义，更少一些政治意义。因为中国女性很少有人赞同或参与女权主义运动。

（3）“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原本是对“女性文学”概念的反叛。

很显然，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女性写作”则是与“女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不同概念，它不但不遮蔽反而强调女人的生理特征，正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说的，女性写作的特点是由她们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国，很少人用“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因为它是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则比较接近，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常常局限于文学，而后者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因为在中文里，“写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文学”。因此，在理论上，中国人用的“女性写作”与西苏的理论无关，也就是说，与女人的生理特点无关。但是，事实上，新一代“美女作家”的创作又正是在努力地实践着西苏的身体理论。

2．张爱玲对王安忆的影响和王安忆对张爱玲的发展。

王安忆自己并不承认张爱玲对她有多大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写上海和写上海女人这两点上，两人的创作是有着共同的契合点的。我们已经知道，张爱玲小说主要写了两座城：上海和香港。而张爱玲笔下的香港，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上海的翻版。张爱玲写上海

写得最好的就是上海的女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长安。而王安忆小说的主要题材，也集中在乡村小城镇和上海这两大环境中，前者可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为代表，后者则可以《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好婆与李同志》、《米尼》、《悲恸之地》、《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为代表。特别是《长恨歌》发表后，研究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填补了张爱玲之后中断了数十年有“海派小说”的空白，甚至直接把王安忆看作了张爱玲的传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创作的题材上；也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还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风格上，等等。我们在专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中指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追求着一种古典式的情愫、一种舒缓的叙事语调。作品在风趣而典雅的叙述语言之中，透露出的是一种王安忆作为知识女性所特有的古典情愫和写作姿态。在王安忆的笔下，不论是对生活琐事的叙述，还是对人物心境的描绘，都富有古典诗词一般的意境，即使是性爱描写也充满了诗意。作家拒绝90年代那种外露而自然的性爱描写，创造了一种荡漾着生命活力的诗情。王安忆的这种情愫，主要得益于张爱玲的影响。„„王安忆得益于张爱玲，不是摹仿张爱玲的风格，也不是学张爱玲的神韵，而是从大处着手，把握住了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即偏离‘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视角，而从个人的立场上开掘出都市民间的世界。” 当然，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即使是题材完全相同，其创作也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也就是发展。这主要体现为王安忆小说描写城市变迁与都市女性命运时叙事空间开放性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个问题中将作专门的讨论，在参见教材第299-304页上也有比较详尽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除了时代背景不同，人物命运不同，社会内容也不同之外，还在于张爱玲从来都是把自己看作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王安忆则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外来人。如果说王安忆有什么地方比张爱玲高明，比她更了解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一方面，可以说王安忆更客观，而张爱玲则陷入了自己的上海情结之中。正如苏东坡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王安忆更主重“叙事”的艺术，注重小说文体的变化，就像教材在第311页上所说：“王安忆以叙述的方式建构起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新关系”。

3．王安忆小说描写城市变迁与都市女性命运时叙事空间开放性的特点。

参见教材第301-303页。主要可重视两点：一是作家对现代都市的态度；一是家族力量在作家身上的不同作用。

白流苏对社会的恐惧，更多地代表着传统女性对现代都市的恐惧，实际上也正是张爱玲对社会的恐惧；而王琦瑶对对社会化大都市的运行规则的坦然接受，则更多地代表着现代女性对现代都市的向往，实际上也正是王安忆这种“南下干部”的后代，习惯于坦然地接受一

切的态度。

两个作家对社会的态度不同，又主要在于她们的出身背景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出身大家族的张爱玲身上，家族力量的强大是不容低估的，这个力量投下的阴影也是无法摆脱的，而王安忆的出身与家族无关，家族力量在她的身上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4．“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王安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对于“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的主要内容，主要靠同学们自己阅读作品去了解。对于它们的特点的认识，可以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再参考教材的介绍和大家的讨论。 王安忆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其实与其他“女性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大同小异，虽然王安忆自己多次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也都是“阴盛阳衰”。参见教材第308-309页。

5．作为最重要的女性写作者，王安忆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独特的文学经验。

对性爱描写的认识很重要，但并不独特：王安忆把“性”看作是人性最本质最实在的因素，这与郁达夫、沈从文，以及当代最伟大的小说文体家米兰?昆德拉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的看法是一致的。

她的独特，主要在于：

一，对于“爱情的宿命表达”。如《荒山之恋》。参见教材第306页。在王安忆看来，爱情导致悲剧是很正常的，并不一定都与社会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他们的性格所决定的，当一个人遇到他生命中的另一个人，就会相爱，当他们的相爱不能被社会接受，就会发生悲剧。 二，对于“性行为”和“母性”力量的崇拜和臣服。如《小城之恋》。参见教材第307页。性行为使人疯狂，而母性的力量使人宁静。

三，对女性的精神之恋的推崇。如《锦绣谷之恋》。参见教材第307-308页。精神恋爱，又称“柏拉图式的恋爱”，不需要肉体的接触，或没有肉欲。她证明在现代社会的女性中仍然是可以合理地存在的。

四，对纯物质性的性爱关系的认可。如《岗上的世纪》。参见教材第308页。这是对精神恋爱的反证。认为纯粹的肉体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可以合理地存在的。 五，对女性魅力的歌颂。

在这方面，大家还可以通过阅读作品，作出自己的总结。

6．以《长恨歌》为例，分析王安忆作品中都市与女性的关系。

《长恨歌》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完成了对一个城市（上海）的书写。在她看来，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所有描写都与她自己的个人记忆有关，而她自己正是一位女性；二是王安忆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在传统社会中，在现代都市没有出现之前，女人一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大都市中，女人所有弱势都变成了优势，她们成了男人追逐的对象，也成为男人欣赏和吹捧的目标，她们也因此而大放异彩。

7．《叔叔的故事》在叙述手法上的变化和王安忆小说观念发生的变化。

参见教材第311-312页。受先锋小说的影响。自1985年先锋小说在叙述手法上有所突破后，“叙事”成为了一个受到广泛重视的“艺术”形式。所谓“叙事”，也就是一种富有变化的“叙述策略”。《叔叔的故事》与其他先锋小说一样，在叙述手法上主要用“复调”的手法打破传统小说的单一叙述形式，而多种不同的叙述视角又故意造成矛盾，而“解构”叙述的真实性。这种方法的采用，与王安忆小说观念的变化直接有关。这就是她对小说中的“虚构”艺术的重新认识。她在这之前的《纪实与虚构》中有所尝试，但在她于80年代末的一年停笔中有所升华，开始自觉地营造一种虚构的世界。而《叔叔的故事》正是她停笔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