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文化安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作者：孟宪平

来源：《理论探索》2008年第06期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着不少问题：文化交流中面临的“霸权主义”喧嚣，文业发展中面临的被动状态。文化安全的实现要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之上，即要客观认识自身的文化精神、文化方向和文化定位，努力达到对本国文化、国外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广泛认同。 [关键词)文化安全，文化自觉，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8)06—0039—04

文化安全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得到保障，包括国家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安全，还包括非主权内容，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生态质量、文化资源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能力以及文化市场的占有率等等。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目前，我国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着诸多隐忧，亟待加强针对这一领域的文化建设。本文首先分析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然后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角度谈谈如何实现文化安全。

一、我国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安全问题。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赖以立国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文化冲突的基本原因是制度文化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反而成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淡化意识形态”、“泛化意识形态”和“弱化意识形态”的现象。二是在承认文化多元化、多样化的同时，一些人心中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也在萌动，给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提供了可乘之机，直接冲击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三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袭扰。西方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利用各种方式支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人权问题成为他们干预我国内政最常用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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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交流中面临的“霸权主义”喧嚣。文化霸权主义是和现代科技交流、经济交流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挟着生产力迅猛发展的趋势而来，挟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而来。其表现是： 第一，西方国家谋求在世界范围内控制话语权。由于语言对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始终不曾放弃话语霸权。英语教学，始终是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重要的公众外交工具之一。《走遍美国》先后在包括我国在内的50多个非英语国家播出，影响很大。而在美国本土，大学和中学开设的外语课程却很少。统计表明，全世界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75％的电视节目是英语，80％以上的科技信息用英文表达，几乎100％的软件源代码用英文写成，90％的网络信息也是由英文组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二，宣扬“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有意恶化我国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1992年9月，美国的罗斯·芒罗最早提出“中国威胁论”。亨廷顿认为，以儒教文明为主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就成为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1997年，理查德·伯恩斯坦和洛恩·门罗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2003年，格茨在其文章中也极力“诋毁中国形象，散布‘中国威胁论”’。这种思想延续至今，而且变种很多。

第三，通过技术移民“收割”中国尖端人才。“超越国界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力量，包括移民本身，使民族边界变弱……经济互赖和经济全球化基本上限制了国家在管理移民中的作用，并产生了更自由的政策。”硅谷的一位企业总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没有中国人，硅谷就不成其为硅谷”，“中国20年流失几十万学子，等于流失了好几个硅谷。”中国最聪明的毕业生中有3/4去了美国，中国是美国6个主要的人才源国家之一。

(三)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被动状态。第一，传媒网络对文化健康的剥蚀。当今世界的新闻市场主要被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所控。虽然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其他通讯社在活动，但这四大巨头保持着统治地位。全世界许多报纸与广播组织主要依靠这四大家提供国际新闻和本地区的新闻。“声音的利益”、“声音的诱惑”、“声音的媚俗”等，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同地方的新闻报道往往带有自己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痕迹，其内容难免失真扭曲，甚至远离事实真相，不少“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大多与这些机构有关。

第二，音像制品对主流文化的浸染。《美国的文化资本》指出：“文化对经济的贡献非常大。在美国，版权业(包括电影、录像制品、音乐制品、出版和软件业)年销售额达到45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海外销售额超过790亿美元，7600万人工作在这个领域，劳动力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文化产品的输出与美国的经济利益“休戚与共”，美国政府经常“极为尖刻地批评”“那些以弘扬或保护文化的名义”限制美国文化产品进入的国家。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和各国争夺的对象，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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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各地文化发展中的常见现象，西方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阿迪达斯等的涌入，其影响早已突破商业本身。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它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些人对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很感兴趣，而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却逐渐淡漠；一些人对国粹毫不关心，却对摇滚舞等热情拥抱。美国拍摄《花木兰》、日本将我国四大名著注册为游戏商标，不仅是发达国家对他国文化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也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大国采取的基本国策。而当韩国人将端午节申请注册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时，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保护何等脆弱!“滚滚韩流”之中，不少人在欣赏韩剧时，也咀嚼着中国文化的危机和苦涩。

二、文化安全中的文化自觉

文化安全问题，说到底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化关系问题。文化自觉是应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态度。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自知之明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是“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

(一)认识自身的文化精神，克服文化自觉中的错误倾向。文化自觉的真髓，在于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自觉。如果连自己的文化家底都不了解，又何来文化安全?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是在对自身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求得自明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行正确、自主的文化选择、传播与创新。在目前的文化安全形势下，文化“复归”倾向非常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路径是“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别途，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文化发展仍然是“以夷变夏”的延续。甚至有人荒唐地提出要“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还有一些人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把所谓“汉服化”等活动标榜为文化自觉。这些观点把文化自觉简单化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焦虑，却是对文化自觉的误读，是必须克服的。

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多值得传承的内容。典美博奥、汪洋捭阖的秦汉文章，情致缥缈、新制迭出的盛唐气象，清深瘦劲、鞭辟入里的宋代风骨，张扬俗趣、市井勾栏的明清景观，都保留着中华文化胜迹。“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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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但是，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应该走自己的路，用汪洋恣肆的思想创造力，殚精竭虑的治学精神，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从传统思想钩沉发微，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通之点、契合之处。

(二)认识自身的文化方向，把握文化发展态势。从文化安全形势看，我们的文化自觉中面临很多问题，如：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理论，不加取舍地拿来西方结论，不加选择地用本土资源解释西方现象，不加辩证地看待中外文化关系，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文化发展的障碍。我们的文化发展中，也面临很多机遇，如：现代科技带来的文化融通，经济交往带来的文化借鉴，文明的会通演绎的文化重奏，厚德载物积淀的文化滋养，解放思想拓出的文化胸襟，创新意识催出的文化新声，等等。这些又是文化发展的良态。我们的文化自觉，不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而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选优汰劣。我们的文化自觉，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出发，全面推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要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从文化的创造和共享着眼，体现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三)认识自身的文化定位，借鉴他人的文化优点。文化自觉是国家关系和谐的意识纽带。不同的国家，由于形势不同，其文化自觉要求也不同。美国的文化自觉宣扬的是“西方文化普世”、“美国文化普世”。这种“文化自觉”，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民族文化扫荡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将美国和西方以外的众多民族文化淘汰出局，使其他文化都处于“覆巢之下、危卵之态”。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也看到了自己的文化危机，也在寻求自己的文化自觉。中国的文化自觉应该有中国的气派和特征。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个新的参照物，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法国学者法朗索瓦·于连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他认为，“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我们确立自己的文化自觉，不也可以以他人的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参照物吗?

三、文化安全中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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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文化安全，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还需要达成广泛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认同共性，即主体皈依某种先在的作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找到本群体特有的文化身份，成为该文化的一分子。二是认异，即将“非我族类的文化”与自身的文化主体区别开来。文化认同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实质上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国家认同主要是对国家政治文化的认同。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可以把目前的文化认同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根据地和创新动力源。”传统文化承载着人们对国家文化的普遍认同，向外界展示的是具有一定特色的集体文化。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要对它进行科学的文化定位。首先，传统文化不是非我、异己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今天文化安全的一个部分。“但文化传统不是什么完全外在的、可以凝固的客体，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用山、水、国境线和话语权去‘保卫’起来的物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要以增强传统文化活力，保障文化安全为前提。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天人和谐的理念等，都是应该认同并发扬光大的。而对那些糟粕性的东西，如传统社会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纲常伦理和社会陋俗，又是需要“认异”的。在保护传统文化时，不能夸大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和差异性，用传统文化附会当今的各种文化现象，把现在的种种文化说成传统文化现象的再现，肆意抬高传统文化，更不能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再次，文化认同中，要克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情节”。近年来，一些学者看到了现实存在的文化危机，呼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很可贵。他们从对本民族的焦虑感和责任感出发，挖掘儒学思想，应对现实之变，也很必要。但是，个别学者走向了极端，认为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化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唯有儒学才能“普济苍生”。他们“对秦汉以来维护专制的国家传统意识形态也不加理性辨析，只是一味地继承和发扬”。也有一些学者不满自己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经典被过度“开采利用”，要求加强文化安全防范，捍卫文化主权，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学人的文化自觉。但是，他们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

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对本国文化认同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这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主流。它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系的认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同，对国家上层建筑的认同。没有这种认同，就不能凝聚人心，同心同德地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成果。但是，这_，理论体系的大众化的任务依然很艰巨。而且，我们的理论宣传中，存在着形式化、八股化等空头政治和形式主义的现象，电视荧屏、报纸版面、高校讲堂等场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如出一辙。我们讲的“中国特色”，在很多人那里却成了随意“打扮”中国文化的借口。一些人把文化极端主义视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通病，而中国是不走极端的“中庸”文化大国；把恐怖主义活动视为西方的危险和通病，而中国可以置身事外；把种族主义、文化偏见视为发达国家和殖民国家的嗜好和通病，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毛病。这些都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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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偏执的看法。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既要把握我们的巨大优势，又要看到我们的现实“弱势”。

(二)对国外文化的认同。首先，要重新审视“东西文化对立论”，客观认识本国文化。“东西文化对立论”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症结。一些人在文化焦虑中，过分夸大外来文化的负面作用，一概拒斥外来文化，把文化发展看成平行线，互不相交，非此即彼。这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误读，也把东方文化推向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他们“不愿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而是反复向自己和他者强调本土传统的独特无比”。“以东方的他者自居，甚至打扮成一幅东方玄秘智者的模样，甘为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充当理想对立面”。人类文明史上，文化的交流一直在进行着，将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既不符合客观现实，也不利于文化发展。

其次，辩证分析“文化霸权主义”，客观认识他国文化。不可否认，“文化霸权主义”是我们文化安全中的重要问题，它挤占了我们的思维空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借助一些表面上看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游戏规则”，“制度化”、“合法化”地“攻城掠地”，其威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化霸权主义”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表现出逆差和顺差，与不同文化主体的优势或弱势相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真诚的认同，对国外文化有自觉的认识、自主的判断、理性的选择和恰当的应对，那么，所谓的“文化霸权主义”对我们的侵蚀力也会大大减弱。对于国外文化输入，不能简单地一堵了之，拒之门外，其优秀的文化成分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一方面，“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将各种各样的文化霸权和文化领导权滥用现象揭示出来，动员各阶层和民族的人民一起保护和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利和合理的国家文化主权。”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流特点，以更合理的认识、更高明的见地摆置不同国度的文化关系。文化交流中，“中体西用”带有保守主义的嫌疑，“西体中用”带有西化倾向，“无体无用”是历史虚无主义，“互体互用”则是不卑不亢的气度，如果能加上“综合创新”，应该是比较好的思路了。

(三)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世界是多元的，民族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民族认同是对抗全球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健康有益的反应。”多元化是历史形成的，优秀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尽管霸权文化极力领导世界潮流，那只是历史进程中某些国家的痴想。多元文化的激励中，建设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要注重提升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相得益彰。保留多层面文化形式、多渠道的不同声音，和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矛盾。对多元文化的认同，是国内文化认同理念的延伸。这是“一”和“多”的关系的合理体现。在认同多元文化的前提下，以“一”统“多”、以“一”导“多”、以“一”整“多”是我们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唯此，融通合一，兼容互补的多元存在才有可能。文化发展中，尤其是科技文化交流中，那种“非我族类，不为我用”的心态太过偏激；而那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认识也太过霸道。对待多元文化，不能只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只强调多样性不考虑普遍性，不能把强调多元文化与坚持某些绝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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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立起来。一方面，崇尚多元、宽容，可以使人们在交流中体验思想的活跃，“阔视远想”，会通中西，“既闻海潮音，也作狮子吼”；另一方面，坚持绝对标准，能够使人们看到什么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理。世界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像世界经济一体化那样实现全球文化一体化，以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取代、统一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无疑是人类的灾难。马克思在讨论精神世界的问题时，有一段话发人深思：“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