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山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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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山入蜀

TIAOSHANRUSHU

杨　明

杨　明，1967年生，辽宁锦州人，从事文学创作多年，已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辽宁省作协会员。

十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来到重庆，第一次看到了在西南重镇上的他们。他们走来了。他们三五成群，五七结党，闹市间喧哗而过。他们每个人肩头上搂着一支悠荡着绳套的竹杠，竹杠滑下肩顺在地上时约与使用者齐眉，甩到肩上时便长长短短，因人而异。竹杠一律茶杯粗细，被肩膀和手掌摩挲得光滑油润，被积年的汗水蚀得在正午的骄阳下反着绸缎一样的柔光，仿佛酽茶浓透了的颜色。

他走过去了。夜阑人静的时候，我独自在马路边伴着一盒香烟一瓶啤酒静静地坐着。声音惊醒了我，声音从远处清脆过来，点进我的耳鼓。那是竹杠戳在马路上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声音拖来了一条路灯下忽短忽长的身影，我瞟一眼他的脸，睄一眼他的脚，脸上的表情不多，疲惫似乎也不多。以负重行走为生的人，疲惫并不写在脸上，眉宇间多风霜的痕迹，疲惫一般压在心底。他的脚赤着，十个指头分得很开，像一匹凶猛的小兽一样每踏一步都用力抓一下地，一块无辜的碎玻璃片不幸被他踩到，玻璃片尖锐地惊叫一声，让那蛮厚的脚掌不经意地翻出多远。目光上移，一双解放鞋用鞋带穿着，悠荡在腰间。那竹杠点击的声音原来是有韵律的，细分辨，却是个老调子：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真是走累了吧，城市又沉睡着，他一时讨不到生计了，敲杠以自娱，这是他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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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叫“棒棒”，就是挑夫。东北平原地带多蹬板车的，为人推煤推粮，推家具推杂物，要是你不嫌他那不上档次的车又脏又破的话，他也捎上你。我们叫他们推脚儿的。在重庆，山上山下，街头巷尾，“棒棒”四处出没。

重庆是一座行走的城市，她行走在“棒棒”们的肩头上。

看到另一个“棒棒”是在薄雾初霁后的飘荡着微风的阳光之下，我站在路边，看那个人挑着竹杠从马路对面歪歪扭扭地走过来。其实呢并不是歪歪扭扭的，那是外行的眼误。“棒棒”手里的竹杠一旦停止了对地面的弹奏，重任上肩之后，“棒棒”们的脚就已经穿在鞋子里了，眼前这双鞋子好像不是解放胶鞋，青瓦色的布面，上边绣着花的开放和鸟的飞翔，抬头向上看看，头发正在颈后一甩一甩的，原来是个女“棒棒”。穿上鞋的“棒棒”便走出了有意迥于常人的步态，身子侧着，双手一前一后握紧杠绳，步频小而交叉，看似踉跄，明明是走在平坦宽阔的路面上，却让我在她的绣花鞋下平白无故地看到了山城随处可见的窄窄的石蹬和仄仄的楼梯。她的上半身浪一样起伏闪摆，薄衫里的乳峰在浪尖上颠簸，她的脸涨得红透了，汗水四溅，嘴里呼呼喘得山响，唾沫星子随着喘息声喷出老远，竹杠在她半裸的肩上忽而左忽而中忽而右地自如转换，磨得嘎吱嘎吱地响。让我不明白的是，杠绳上一边一个拴着两块大石头。她这算一单什么生意？

我一路跟着她到了一个“棒棒”的集散地，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每人一根贴身的竹杠。她笑着把重担卸了载，欢声笑语地对迎过来的同伙们

嚷着我听不大明白的话。我凑过去打问，为什么要挑着没意义的重量做无谓的行走？他们很愉快地把那女人的竹杠端给我看，原来是一根刚斫下来不久的青竹杠，翠碧的颜色上边染着女人的气味。女人擦着汗水告诉我说：娃娃还太嫩哩，得磨一磨它。

一个老“棒棒”拔出嘴里的旱烟管，对女人说，你也休息够了吧？我们走，到码头上扛活去。

女人脱下鞋，跟着同伙们远去。

别人叫他们“棒棒”，大概就是将他们手中肩上的竹杠借以泛指。他们把竹杠称作娃娃，为了让娃娃快些成熟，他们不惜穿上鞋，用自己的肉和笑容与它磨合，他们把这称之为休息。

在重庆，另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问路。

在东北，我常向人问路，或交警，或行人，或司机，或摊贩，我每每得到热情而明确的指引，他们说，某工厂么，离这儿三里多地吧；或说，某学校么，你一直走，二十分钟就会到了。在对路程远近的量化描述上，他们借助的是空间或时间。在重庆不是，五行八作的人为我指路，借助的往往是：钱。菜园坝的巷口边，我向其中一个正站在冒气的大锅边着忙着卖米粉的小伙子走过去时，是这样问的：麻烦您，政法大学在哪儿？他头也不抬，用捞米粉的笊蓠向后上方一指说，在那儿，四块钱的路。我回头向上看，半山里雾气茫茫。

空间和时间作为路程的量值，一般不会失之太远，说三里，不会差出七里八里，说二十分钟，也不会让你白白走上一个钟头。钱不一样，钱在

不同的人心里远近高低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路程常常让我问出了不同的距离。同样在菜园坝，同样到政法大学，干部说要两块钱的路，女大学生说要五块钱的路，一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均让我辨不清身份的群众撂下刚吃完米粉的碗抹抹嘴说，正好咱们俩顺道，一同走吧，我们要走三十块钱的路哩。

还有一种回答是：对不起，你问的地方我不知道，去问“棒棒”吧，无论你去哪儿，他们都会告诉你该走多少钱的路，而且他们不会骗人的。

问路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借口，我已经在重庆了，哪儿都不想去，或者说去哪也无所谓。我更懒得去一一验证那些随口问出的多种多样的数值。我虽然永远怀揣着一腔真实和诚恳，但我毕竟是个外来人，重庆的路不属于我。

最后一次看见“棒棒”是在将要离开重庆时，我乘出租车去朝天门码头。汽车在山道间盘旋而下，路过一个岔路口时，司机踩了下刹车，向内侧打了打方向盘，我看见那“棒棒”闷着头，从下方一步一步地上来了。

那是什么路啊，宽不过三米，一面是绝壁，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一面是陡崖，几十米下江宽水阔，帆影飘飘。那“棒棒”脚背上的青筋暴凸着，蹬着一双穿黑了的草鞋，不像鞋，怪头怪脑的，我眼拙，看不出像什么东西。“棒棒”赤身、弓背，一条竹杠挑两样东西。后边一个大纸箱，两股麻绳分四道竖着捆住。前边一只大箩筐，里边装着两个孩子，都像年画上的，额头点红点，脸蛋涂胭脂，女孩梳着小抓髻，男孩头顶一撮毛。小男孩背靠筐壁，歪头睡着了，口水长长地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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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扒着筐沿，探头向下俯瞰着江景。我看明白了，“棒棒”的担子前边轻，后边重，“棒棒”两只手都勒在拴箩筐的麻绳上，紧紧抱住箩筐，全身的重量都扑在筐上。不这样的话他无法掌握平衡，箩筐一旦翘起来，整副担子连人带货加他自己就会滚下悬崖，掉到江里去。我看清楚了，纸箱上印着英文的说明文字，是一台进口超大容量的电冰箱。

那条岔路一直通向山顶的一个旅游山庄，中途没有歇脚的地方。两天前我从山下向上爬过一回，好像还没到这里，就自认为爬不动了。

从出租车的反光镜里，我又看到，又有两三辆汽车在后面停下来了。

汽车们为他让路。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