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国有企业执行力不佳原因剖析

因此结合现时问题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国有企业执行力的执行现状作出了如下分析：

1. 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我国现阶段不少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仍是通过行政任命或行政选拔的，不但缺少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训练，也缺少管理实践，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有企业经营者队伍素质的高低不一。

2. 在许多经营管理者眼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策略，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描绘企业远景、定好策略，而执行属于细节性的事务，不需要自己去过问。一些管理者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的、缺乏人文关怀的制度，对职工没有激励作用，反而引起反感。

3. 国有企业中层组织执行方式不够科学。中层管理者对于企业战略了解和贯彻程度直接影响战略在企业中的执行程度。一方面，据调查，大多数中层管理者仅仅满足于简单地执行上级的决定，而不是科学地分析实际情况，提出更加合理的执行方案。另一方面，某些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制度和中层组织环节的脱节、缺失，或者是部门之间的壁垒重重，导致了组织结构与企业核心经营环节不配套以至于“责任者缺位”的现象。一些积极的执行者会感到战略执行过程事倍功半，一些较为现实的职工可能从开始就选择了放弃。这样，高层认为下级不尽力，基层职工埋怨上级不为他们解决只有高层才能消除的结构性障碍。

4. 国有企业基层员工的执行能力不足。对于长期受到计划体制影响的国有企业，原本没有市场的硬预算约束，个人形成了对企业的依赖惯性，这不可能激发起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环境快速发展，企业员工的数量和素质的变化不一定能够完全适应新的需求，许多企业缺乏对员工执行力的培训，因此员工对执行力不够重视，也不能很好的执行，致使企业战略的实施不到位。

5. 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执行力文化。员工能否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追求从而形成合力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是企业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企业注重培养企业执行力文化。因此，我们的国企改革不仅要注意正式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建设，还要注意职工观念、意识等文化层面的转变。只有使企业职工的这些观念意识差距消失，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最终成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

归根究底，一个公司想要有执行力，理念是一方面，首先就是要让大家接受这个理念；然后就是要有制度保证，要发布很多规章制度，再就要加大宣传力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管理层干部的使命就是在实现决策层既定目标的过程中：

做好事情（执行力）

带好队伍（领导力）

执行力文化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需要长期的，至上而下的一种习惯养成。执行的关键在人。如果每一位企业员工都能够真正接受“执行”的企业文化，根据各自的岗位特点，提高自身的执行能力，共同培育企业的执行力，企业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顺利的实现。因此在提升企业执行力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职级分层次地提升执行力：

1. 对高级管理者来说，要注重营造企业的执行文化。

高级管理者的执行力体现在其战略的实施中。执行力本身就是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战略和执行是相辅相成的，好的战略必须以准确、详实的事实和数据作基础制订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否则就可能纸上谈兵。战略相似的前提下，执行能力强的企业在竞争中将占有优势。建立良好的企业执行力文化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要想建立一种执行文化，它的领导者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该公司的日常运营当中。企业经营管理者要学会执行，必须对一个企业、它的员工和生存环境有着全面综合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是不能为任何人所代劳的，因为，毕竟只有领导者才能够带领一个企业真正地建立起一种执行文化。只有高级管理者认识到提高执行力的重要性，努力营造企业执行力文化并且参与到提高执行力的工作中，整个企业的执行力才能提升。

2. 对中层管理者来说，要切实保证战略的执行效果。

仅仅在形式上拥有战略是不够的，战略还需要在企业内部得以贯彻实施，使企业能够真正地按照战略发展或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中层管理者的特殊身份要求他们脚踏实地执行战略行使管理职责，他们要增加全局观念，加强对企业整体战略的理解，这需要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考察战略的可执行性，认清问题的所在，收集有助于改善执行状况的有效信息，对战略的调整提出准确的意见。中层管理者在及时准确地传达、贯彻战略的同时将执行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高级管理者，在企业中构建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这样可以使高级管理者掌握正确的信息，能够对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得以完成战略目标。

3. 对基层员工来说，要通过培训提高战略的执行能力。

一个执行力强的组织不仅仅要求管理者有高执行力，也对团队每一个成员的执行力提出了要求。基层员工是企业每一项战略决策的具体落实者，他们的执行能力将直接影响战略的执行效果，企业员工参与合理化建议的程度也将影响战略的执行状况。如果企业里的每一个员工每天花十分钟想想如何将工作做得更好、如何改进工作流程，企业的战略自然能够很好的执行。而这些都与员工素质有着紧密的联系。培训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根本途径，是企业为了使员工获得或改进与工作有关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增进其绩效，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系统化的过程。例如可以强化员工的企业文化意识，使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执行文化，有利于提高执行效果。为了更好地提高员工的执行力能力，企业也可以制定相应的奖励机制，例如，任务完成情况可以与个人的绩效工资挂钩。适当的激励机制，可以更有效地鼓励员工完成任务，基础员工的执行力实现效果更显着。

企业执行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国有企业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将培育提升执行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分层次培育执行力给出了提升国有企业执行力的一种基本途径。因为虽

说提升企业执行力有多种途径，但无论何种途径，最终都离不开企业各管理层执行力的提高。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一定要明确各管理层在培育企业执行力过程中的地位和任务，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培育国有企业执行力才能落到实处。

范恒山：国企改革核心与民企发展的障碍

作者：范恒山 时间：2004-11-03 浏览次数：725 次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民企发展都不是新话题，但是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民企发展，不是常议不衰永远充满争议的话题，我们就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思路，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见解，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些年来，国企改革不断深入，不管这里存在多少的曲折，不管这里有多少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是在朝着健康的大方向在前进。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是一样，从当年被消灭的对象，后来逐渐成为补充，后来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后来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本身就表明了我们改革的成功。我常常说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我们改革最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之一，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代表中国发展成就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之一。围绕这两个方面，我想讲一些观点：

首先我说国企，大家知道，从1984年以后，我们就把国企改革作为我们中心环节，到今天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国企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向前发展，应该说今天要较之20年前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在提高.虽然随着改革的推进，包括国企改革本身的推进，我们要把国企改革进行到底的话，越来越触及到一些非国企方面的改革，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间，我们很可能把其它重要的改革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但是，国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国企改革怎么改法？

第一点，从它的主要的改革思路看，还是把握两点。1，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也就是说推动国有经济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集中，这个方向是不会动摇的。2，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搞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但是，这里内涵是在不断发展的，比如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使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我们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而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就是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其它性质的资本，把它联合、融合参股，来实现股权多元化，这就是很重要的改革内容，这是我说的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是两个方面。

第二点，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的关键，也可以叫做重点，我们从任务的角度是两个方面，在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中间，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我想说，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国有垄断行业和国有独资企业的改造上。应该说，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逐渐走向市场，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治理结构，逐渐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那种制度在接轨。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困难比较大、难度比较大、触及不够深入的是国有独资企业或者国有垄断企业。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将围绕进一步解决国有垄断企业、国有独资企业这方面的问题来进行。我要说的就是解决国有独资企业，国有垄断企业的问题不仅仅是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它的产权制度，通过解决产权制度来完善它的包括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内部管理制度。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还是我刚才说的，要逐渐推行国有资本和其它非国有资本，甚至是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实现股权多元化，当然相当一部分领域仍然要保留国有的控股地位。 第三点，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规范，无论是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还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要抓住一个关键词，这就是“规范”。我们要想我们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有序地进行，能够真正调整出效益，我们必须规范。也就是说要通过市场，要依法增规、公开、公正。 我们的股份制改造也要规范，所以下一步的国企改革中间恐怕要解决好这么两个问题：

一是处理好党管干部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国企制度创新中，越来越涉及到我们原来的国有企业所谓干部制度，严格来说，国有企业不应该叫干部。但是，沿袭我们传统的习惯还叫它干部制度。越来越触及到我们干部制度的改革。要使我们的国有企业人人当家，就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择，但是从中国的特殊条件出发，我们又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如果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同市场机制的选择有机结合起来，这似乎一个很难的话题。但是，中国人就是有智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能找到，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把党管干部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和途径。你比如说整个过程由市场来选择，但是党来管标准，党来管程序，党来管监督，最后党来管推荐，党来管任命以后的考核，完全是可以的。这样就把我们的市场机制的优势和党管干部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要处理的第一个关系。 二是处理好我们老三会新三会外加一个总经理，还加一个外部监事会，八驾马车的关系。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我们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要形成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有效约束，要形成我们股东对全民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要有这么一个格局，最后形成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相互协助又相互制约的机制。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结构似乎没有形成，只有相互制约，没有相互协助。反过来有的企业又出现大家团结起来对付国家。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下一步我们的重点。

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合并同类项，把八驾马车该撤的撤掉，该合并的合并，最后形成符合国际运行规则的三驾马车上，形成有效的制约，团结互动。这里就有很多可能要发生的改革。比如我们不光是要提倡总经理通过市场选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提出来一个观点，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也要市场选择，因为从理论上说，谁都有权做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因为我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人类所有，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做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或者我们落实到具体一个董事会，可能是董事长，可能是董事。

但是，只有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才能有资格来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够通过任命制，通过随便找一个人出任我们董事会的董事长，或者出任国有企业，代表国有资本的董事，怎么办呢？要通过市场选择。所以，我认为葛尤企业的总经理、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都应该通过市场选择，反正国有企业的副总经理不需要，国有企业的副总经理由谁来确定？由总经理来确定。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下一步不断深化改革当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目的我要说的就是搞规范，无论是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也好，都必须搞规范，规范不是某个人今天提出来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来了。大家看看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最重要强调的是规范。所以我在这里说一句，无论哪方面的专家学者，包括我们自己，一定不要把自己所起的作用估价的过高。我们只是这个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你不要说你的某个决策，某个建议就一定影响了某个决策。据我所知，我既是学者，我在国务院系统工作这么多年，似乎还没有人能起到这么一个效果。我们的一切都从实际出发。但是，党和政府的决策中间融入了我们理论家的心血，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某个理论家的观点就影响了或者决定性地影响了某个决策，这是我想应该正确定位的。

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越来越好，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应该说从理论上、政策上把民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具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我们的民营资本进入一些法律没有禁止的领域，在美国也是这样。

第二，我们的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使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和其它企业一视同仁，在美国也这样。

第三，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把民营企业做强、做大，在美国也就这样。

第四，要切实保护私人产权，接着马上写入宪法，宪法现在在制定具体的法律，在美国

也就是这样。

所以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基本解决了，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落实。我们恰恰的问题不出现在政策上、不出现上理论上，而出现在没有扎扎实实地落实上，在理论政策和它的实际操作当中还有一段距离，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所以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我想三点很重要。

第一，我们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我们能够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那些机构、那些部门，要进一步认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间的重要地位。要看到民营经济能够跟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起到同样的作用，不能低估他的作用。

第二，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政府自身的改造上。我们来决定政策也好，我们决定实施也好，都是我们这么，所以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落实也在政府，落实主要有四个方面，我提四句话。第一句话，真正的要放开市场准入，使我们的非公有制企业享有与其它企业同等的投资机会。第二句话，真正使改革审批限制，使我们的非公有制企业得到与其它企业一样的行政服务。第三句话，真正使消除政策歧视，使非公有制企业拥有同其它企业一样的市场环境。第四句话，真正使西方保护私有财产，使我们的非公有制企业实现与其它企业平等的权益保障。我想关键是四句话，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政府身上。

第三，我们要高度重视排解无形障碍，在我们看来无形障碍所造成的危害，比有形障碍要严重的多，无形障碍往往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有时候不能够被引起重视，而恰恰这个在我看来是今天我们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障碍之一。

国企改革的重要成绩及发展的两大障碍--评刘小玄(2010-09-30 10:32:20)转载▼标签： 杂谈 本文可以转载

国企改革的重要成绩及发展的两大障碍

——兼评刘小玄研究员的国退民进论

郭新京

［内容提要］国有企业改革既取得了很大成绩，又存在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成绩主要是把国有企业推入了市场，问题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和经营者支配论的误导造成的。排除新自由主义和经营者支配论这两大障碍，是今后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刘小玄研究员未弄清国有企业存在严重问题的真正原因，利用存在的问题全盘否定国有企业并主张民营化，是错误的。

［关键词］ 国企改革 国退民进 经营者支配论

作者郭新京（1953－），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河北石家庄 050051）

本文不仅反对国退民进论，而且主张对经营者支配论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国退民进论者宣扬的民营化是因为国有企业无法搞好“被逼出来的” 的观点似是而非，着重指出国有企业长期搞不好是源于片面的企业改革理论——“经营者支配论”对实践的误导，而绝非国有企业难以搞好。实际上，只要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并纠正经营者支配论的片面性，走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的新路，国有企业就一定能搞好搞活。其次，本文在对国企改革进行反思时之所以要选择与刘小玄研究员商榷，是因为她特别强调讲“事实”。

一、 刘小玄以讲“事实”为特色的国退民进论

刘小玄研究员的国退民进论有其自己的特色，即强调“实践”——把新自由主义理论运用于我国的实践并力图用事实来证明民营化的正确性：

第一，主张把西方微观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和科斯产权理论作为理解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基础。“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和企业行为均衡理论中引进产权理论，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理解中国转轨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的重要途径。” [1]①

第二，把我国的市场经济设想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研究假定竞争的市场，竞争的企业，在其中，一般的国有企业很难得到垄断收益，或得到某种转移的额外收益。消费者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因而通常不存在其福利受到企业侵蚀或被剥夺的现象。” ②“民营化的大规模进行必须要以竞争市场为前提。幸运的是，中国的长期市场化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③

第三，认为国有企业与竞争市场不相容。“如果国有产权机制仍旧保持不变，那么，企业经营者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原有资源，依靠国家补贴或优惠的就业保护政策，来维持低效率或零利润的生存状态。这种处于矛盾状态的均衡正反映了竞争市场与国有产权的不相容性质。”④

第四，认为生产过剩是由国企搭政府便车造成的。“企业销售最大化行为是搭政府扩张政绩的便车，借助政府的市场控制力量，把产量扩张至超过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均衡点。而企业费用最大化行为是搭政府维护就业稳定目标的便车，依附于这种最低政绩目标，能够在低于以利润为目标的退出均衡点下持续生存。市场均衡就是在这样的行为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供给过剩往往不可避免。” ①

第五，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正逐渐转移到企业经营者手中，国家现在只是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在大批的国有企业中发生的潜移默化的所有权关系，实际上正是适应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剩余权，国家只是企业的名义所有者，而这也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制度源泉。” [2]②

第六，认为全民所有制是虚的，实际上是“大家拿”。“原来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虚的，最后谁也不所有的体制。讲起来谁所有，实际谁也不所有。国有企业叫做什么？人家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一个大家拿，谁也不真正所有，最后就不断亏损以至消失殆尽了。”③

第七，主张通过大规模的民营化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在竞争性产业或市场，国有企业的财务利润基本上是围绕着零而波动的，因此，所有者无利可图甚至是负支出，理性的反映是退出该领域。”④ 她还说明：“关于民营化的概念有各种提法，有的称为‘私有化’，有的称为‘民有化’，其实质都一样。” ⑤

第八，刘小玄强调，她的观点源于实践，“是在江苏、浙江、河南、广西、河北、陕西考察了很多国有企业改制实践及其案例的理论总结。”⑥

上述论述表明，刘小玄研究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国企改革的，她忽视新自由主义的严重缺陷，根据这种理论全盘否定国有企业，是错误的。

二、刘小玄的国退民进论难以成立

刘小玄国退民进论的基本特点，是根据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竞争均衡模型硬套我国的市场经济，把我国的市场经济设想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结合科斯产权理论来否定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我认为，刘小玄未弄清竞争均衡模型的缺陷和运行条件，她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运用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她带着很深的偏见分析国企改革的实例，并且不了解国企长期搞不好的真正原因；因而她的论证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把我国的市场经济设想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以此做为“研究假定”，是不妥的：（1）自由竞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单个企业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必然会在竞争中产生垄断企业，当代的西方市场经济也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2）我国目前的经济虽然比较分散，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由分散走向集中，从大量的竞争性企业中涌现出少数垄断企业。要看到，垄断企业的出现既是企业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又是与国内外强大对手进行竞争的客观需要，反垄断法也只能把垄断限制在一定程度而不能消除垄断，所以，我国最终会形成“垄断竞争”那样的局面。所谓“竞争性市场”的出现，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第二，不了解竞争均衡模型的缺陷和存在条件。

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一般按照萨缪尔森所著《经济学》一书的结构，把经济自由主义概括为进行个量分析的“微观经济学”，而将凯恩斯主义概括为进行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但是，教科书这种机械的“综合”并不能弥合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严重分歧。实际上，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否认凯恩斯主义可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也不认为自己进行的仅仅是个量分析，它相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仍然能够自动地安排好整个社会的生产（即能够自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表现为市场能够通过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竞争性均衡表明经济活动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只是维持经济秩序，国有经济也只能存在于非赢利性的公共部门。据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全面的自由化来大大减少政府干预。

我们看到，如果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真的能够通过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实现均衡，那的确说明新自由主义是有道理的。不过，竞争均衡虽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曾经存在过，但在当代却

仅仅是一种假设，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在当代，商业周期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它说明社会化大生产不能完全由私人企业来进行，需要国家干预和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发展。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介绍竞争均衡时，一般都指出它是以完全竞争和没有外部性为前提条件的。刘小玄研究员之所以根据西方的竞争均衡模型硬套我国的市场经济，断言我国是“竞争性市场”，就是轻信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试图证明在我国也存在完全竞争的条件。

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越自由，市场调节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就越接近于竞争性均衡。这是不符合实际的。1788年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以来二百多年的商业周期发展史证明：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并不是市场调节的作用越充分就越接近均衡，而是恰恰相反，市场调节的程度越高、宏观调控的力度越小、商业周期的危害就越严重、离均衡也就越远。因此，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所谓“竞争均衡”是根本不存在的。

经济自由主义者把生产过剩危机看作是市场可以自我矫正的、暂时的偏离，认为只要给市场以充足的时间，那么在比较长的时期内（“长期”是指可以对有关变化作出充分调整的一段时间），所有的不平衡都能够得到矫正，从而实现竞争均衡。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生产过剩危机的反复出现，说明它是周期性的、长期存在的现象。（2）在所谓的“长期”这段时间内，市场只能在付出巨大代价（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资源的严重破坏）之后矫正旧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却难以防止不断出现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因此，市场无力自我矫正生产过剩这样严重的失衡。实际上，在经过资源的严重破坏之后实现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才是暂时的、靠不住的。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难以实现竞争均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可以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市场又无力防止严重的重复建设。在当代，单个企业可以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一个企业就可以生产数千万吨钢和几百万量汽车。同时，发达的银行业可以支持企业迅速扩张。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能防止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就必然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并由此而导致经济衰退。市场调节的根本缺陷，正是刺激而不是防止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大规模重复建设的结果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下，使经济的发展出现大起大落。

第三，盲从科斯产权理论。刘小玄研究员认为：“国有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早就有各种理论作过充分阐述。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的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成为中国国有产权改革的理论基础，并且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①

本文认为，科斯产权理论虽有值得借鉴之处，[3]② 但总的来看它不符合人的社会性动物属性，是难以成立的：（1）社会性动物由于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大自然作斗争，故此在集体中存在着财产共有关系，即存在着公有制。（2）社会性动物的公有制，产权是清晰的。例如，蜜蜂住的蜂巢和采集的食物——花粉、花蜜等，是属于本群体的全体蜜蜂共同所有的，而不是属于某个蜜蜂私有的，这一点非常清楚。（3）社会性动物能够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自然中生存、进化和发展，说明它们的公有制适应严酷的竞争环境（与其它动物竞争，与同类动物的其它群体竞争，与各种自然灾害做斗争），是有效率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公有制，社会性动物就难以生存，恐怕早就灭绝了。（4）社会性动物的公有制有效率，表明它们的公有制能够解决激励问题，可以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5）人类社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公有制。从历史上看，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使个人无法进行生产活动，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同大自然作斗争，这种情况决定了原始社会必须实行公有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使个人有能力进行生产活动，同时生产也适宜由个人和家庭来进行，于是私有制就应运而

生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从事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依靠大规模的群体力量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出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显然，科斯产权理论不适宜解释社会性动物的产权，只能用来解释非社会性动物的产权（在老虎等非社会性动物中只存在私有制）。

第四，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是片面的，忽视了商业周期对民营企业效率的重大影响。在我国，“据有关资料披露，中国民营企业每分钟就有九家倒闭，能够生存三年以上的不足10％。” ③ 如此高的破产率，怎能说是高效率呢？斯密在谈到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效率时说：“无论那里，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看见破产的失意者，但在无数经营商业的人中，失败的总是全数中的极小部分。一千个中，只有一个吧。” [4]④不过，斯密说的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况，如果他知道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民营企业90％以上都失败了并且亲眼看见商业周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能否还认为失败的“总占极少数”以及是否仍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呢？

第五，把出现生产过剩归咎于国有企业搭政府便车是片面的，不能说明生产过剩的真正根源。刘小玄应当说明她讲的“政府便车”是中央政府的还是地方政府的，实际上，刺激生产过剩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我认为，从本质上看，国有企业出现生产过剩和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刺激生产过剩，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围绕市场的指挥棒转），与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无关。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我国的宏观调控体制不完善，而不能说明国有企业一定会出现生产过剩。刘小玄不是把国有企业的生产过剩问题与市场调节相联系，而是归咎于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是错误的。其实，在竞争性领域即使只存在民营企业，即使没有政府的便车，也是会出现生产过剩的。

要看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虽然解决不了生产过剩问题（进行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企业和地方政府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但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却正是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即商业周期）的必要条件。因为，国家能够以所有者的身份调控国有经济的资源，但是却难以调控私有经济的资源；所以，只有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国家才能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防止由商业周期造成的大起大落。

第六，全盘否定国企改革的成绩和国有企业的效率，认为国有企业即使有效率也是因为存在着“垄断特许”。[5]① 刘小玄推崇竞争的市场和竞争的企业，她似乎对“垄断”深恶痛绝并试图消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是片面的。对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我们应当这样看：（1）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垄断经济。（2）垄断是与强大对手进行竞争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客观需要，主宰全球经济的世界500强都是垄断企业。（3）各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消除垄断，它只是把垄断控制在一定程度，使之不妨害必要的经济自由。（4）不是由国有企业去垄断，就是由私有企业去垄断，二者必居其一。刘小玄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那么，她是否也反对民营企业的垄断呢？（5）国有企业靠垄断地位取得经济效益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这种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就难以与强大的国际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我国的民族工业就会垮掉。

第七，不了解国有企业存在严重问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长期搞不好的真正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和“经营者支配论”对实践的误导，而不是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三、国有企业已被推入市场

刘小玄研究员为了证明民营化的必然性，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之后，仍然是“企业经营者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原有资源”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旧计划经济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盈利与亏损一个样；因此，如果国有企业现在仍旧象过去那样利用资源，那么企业就不会破产，职工也不会失业。实际情况是，经过20多年的艰难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已被全面打破，国有经济初步完成了从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企业也被推入了市场，表现在：（1）完成了从统收统支到国家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的重大转变，实现了国有企业的自负盈亏。在国有经济中，自负盈亏实质上是国家对企业债务的有限责任制（我国的《公司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对国有公司的债务负有限责任）。其中，国家对企业债务的有限责任是内容，体现的是事物的本质；企业自负盈亏是形式，是事物的外部表现。在自负盈亏条件下，由于企业财产与国家的其它财产已经分离，国家只以自己的出资额承担企业的债务责任，因此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旧体制。②[6]（2）在国有经济中形成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现在，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在竞争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能够通过集资（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兼并和破产等方式优胜劣汰，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迅速发展，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如果濒临倒闭而国家又认为没有资助的价值，那就只能破产。（3）通过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行政审批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措施，国有经济中出现了很大的经济自由，为市场调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4）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放开的，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波动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成绩，证明国有企业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四、国有企业发展的两大障碍

目前，国有企业虽然已被推入市场，但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国企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理论上看，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长期搞不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的严重干扰。（2）片面的企业改革理论——“经营者支配论”对实践的误导。[7]①

经营者支配论和新自由主义是1978年以来对国企改革影响最大的两种理论。1996年以前，国企改革主要是在经营者支配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私有化思潮的影响不大；而在1996年以后，私有化思潮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阻碍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私有化思潮。在私有化思潮的影响下，国有企业被搞得灰溜溜的，形成了发展私有企业有理、发展国有企业没理的舆论环境。在这种条件下，一些人把国企改制理解为非国有化，整天盘算如何把国有企业卖掉、送掉，这样怎么能搞好国有企业呢？

刘小玄等人要求把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在市场经济中无法搞好国有企业。其实，国有企业长期搞不好，是缘于片面的企业改革理论——“经营者支配论”对实践的误导，而不是国企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

现在，我国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上开始注意发挥国家的所有者作用，要求“出资人到位”。但是，原来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改革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改革只重视厂长经理而排斥国家的所有者作用。现在要求“出资人到位”，是对以往片面的企业改革思路进行纠正。

这种片面的企业改革思路，就是“经营者支配论”。“经营者支配论”是改革初期提出来的。当时，一些学者在批判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弊端的时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排除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完全让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才能够搞活搞好国有企业。这种理论就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国家不管企业，企业不要“婆婆”，把权力都交给企业并使其掌握在厂长经理手中，完全依靠厂长经理等所谓“企业家”管理企业。经营者支配论未形成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坚持这种理论的学者先后提出或从西方引进了十几种观点，主要有“企业本位论”、“政企完全分开论”、“双重所有权论”和“市场经济靠企业家论”等。这些观点尽管论述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但是都否定国家的所有者作用，从而都是片面的。

在经营者支配论的影响下，我国在1996年以前的改革中处处排斥国家在企业中的作用（如承包制通过合同的形式全盘否定国家的作用等），使国家难以承担所有者的重大责任，长期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无所作为，主要表现在：（1）国家长期对国有企业征收过高的税利，没有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2）国家没有发挥所有者无偿投资的作用，长期对国有企业实行只索取不投入的政策，使企业难以补充国家资本金。（3）国家不仅没有像其他所有者那样对所属企业补充资本金，而且还通过实行拨改贷扮演国有企业最大“债权人”的角色，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并出现了大量无资本金的企业。（4）国家没有承担所有者对企业重大活动所应承担的责任，任企业自行决定重大问题，当了甩手掌柜。（5）国家未能切实发挥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管作用，没有及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厂长经理。（6）国家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不力。对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厂长经理固然负有重大责任，但所有者干什么去了呢？所有者无所作为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积极性，在求助无门，回天无力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经营者支配论把国家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为只有国家不管企业才能搞好国有企业，这是片面的。实践证明，国家管得过多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但是撒手不管、任企业自生自灭也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对于企业的兴衰，经营者固然负有重大责任，但负最后责任的是所有者，如果连所有者都不关心自己的企业，那么经营者就更靠不住了。

从理论上讲，否定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就是把所有者排除在生产之外，从而无法解决那些只有所有者才能处理的问题，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

经营者支配论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其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方式是同私有制相适应的，不适合国有企业的需要。要看到，私有企业虽然排斥国家的干预，但是却不排斥所有者的干预，它们能够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正常地发挥所有者的作用。国有企业则不同。在国有企业中，国家的干预和所有者的干预是统一的。如果完全排除国家干预就会否定所有者的作用。显然，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应考虑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私有企业的做法。

所有者不发挥作用，国有企业当然无法搞好。其实，如果私有企业的老板对自己的企业不闻不问，私有企业也同样会垮掉。由于经营者支配论排斥了所有者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卖方市场的有利条件下老也搞不好，问题越来越多，到1997年已有2/3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整个国有经济面临垮掉的危险。教训十分深刻。

经营者支配论把整个国有经济拖入崩溃的边缘且束手无策，在客观上为国退民进论提供了否定国有经济的理由。1996以后，国退民进论者利用国有经济暂时的困境大做文章，提出了“无人负责论” ，“产权模糊论”,“委托代理琏过长论” ,“冰棍论”,“按跳蚤论（十个手指按不住几百个跳蚤）” ，“盘子过大论”，“全面退出论”等，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来势凶猛且旷日持久的民营化浪潮。可以说，如果不是经营者支配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老也搞不好国有企业，国退民进论就不会抓住“把柄”，也不会如此咄咄逼人。

显然，刘小玄研究员所说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如出现“大家拿” 的无人负责现象，国家没有发挥所有者的作用，好像仅仅是企业的“名义所有者”，亏损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无人负责的状态中逐渐消失，等等，实际上都是由“经营者支配论”造成的，[8]① 并不是国有企业所固有的。

在以往的国企改革中，国退民进论不仅利用经营者支配论所造成的问题大做文章，它同时还掩盖了经营者支配论的错误：（1）赞扬经营者支配论，认为排斥国家的所有者作用是正确的。例如，刘小玄就说国家只是名义所有者而企业掌握实际所有权“正是适应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制度源泉”。（2）认为经营者支配论所造成的无人负责问题体现了国有经济的本质，宣扬国有经济“产权模糊”，是“大家拿”。（3）强调民营化是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是“被逼出来的”；他们说改革给了国有企业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但是国有企业却老也搞不好，于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在互相碰撞中逐步形成了民营化的思路。赞扬经营者支配论、认为经营者支配论所造成的无人负责问题体现了国有经济的本质和强调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把经营者支配论的错误掩盖得严严实实，使人们忽视了对经营者支配论的反思，误导人们放弃搞好国有企业的努力而对国有制本身产生怀疑，致使不少人失去了对国有企业的信心。

五、发挥两个积极性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必由之路

本文既批评国退民进论，又对经营者支配论进行了反思。[9]① 如果再看得远一些，那么我们的反思应当从旧计划经济时期开始。

建国以来，我国对国有企业管理进行了长期探索，由于缺乏经验，走一些弯路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就一定能逐步探索出正确的管理模式。

我国建国以来国有企业管理与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既实行过高度集中又实行过高度分散，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活动。对比这两种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都存在严重缺陷的实践活动，对于选择正确的国企改革道路是至关重要的。

在实行旧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走的是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道路，那时，国家切实承担起了所有者的责任，出资人到位，管理严格，不存在无人负责的问题。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国家管得过多过死，企业成了上级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再加上搞统收统支，企业盈利与亏损一个样，职工干好与干坏一个样；因此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改革以来，在经营者支配论的影响下，我国又走了单纯调动企业积极性的道路，这种改革思路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克服了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不过，由于片面强调经营者的作用（认为经营者起决定性作用，所有者则无足轻重），国家难以履行所有者的职责，同时，在缺乏所有者监管的情况下经营者也靠不住，结果出现了无人负责的现象，也没有真正解决调动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经营者靠不住表明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

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只有国家的积极性或只有企业的积极性，都搞不好国有企业，必须走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的新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成功。如果把我国在旧体制中所走的只注重国家积极性的道路称为第一条道路，把单纯调动企业积极性的道路称为第二条道路，那么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在国有经济中，国家管理的是只有所有者才能处理的问题 ( 发挥所有者的作用与自负盈亏不矛盾。因为自负盈亏只要求所有者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并不排斥所有者)，它不干预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一般地讲，必须由所有者处理的问题主要是选拔和监管企业的经营者、决定重大事项、监督企业的资产运营情况和建立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体系等。企业管理的则是日常的、一般的经济活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必须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以便能够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根据市场需要组织日常生产活动并向上级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客观要求。全民所有制要求生产资料由所有者——全体劳动人民共同管理。由于全体劳动人民具体包括全体劳动者、各群众团体和集体（如企业）和社会代表机构（国家），它们都有参与经济管理的权利，因此全民共同管理就是由国家、企业和劳动者来共同管理，而不仅仅是由国家来管理。那种曾经广泛流行的认为全民所有制只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管理一切的观点，是片面的。要看到，国家在实质上是全民所有者的代表机构，它只能代表所有者处理重大问题，但是却不能取代全民所有者。由国家管理一切就排斥了企业和劳动者作为全民所有者组成部分参与经济管理的权利，不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都参加国有企业的管理，就是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其中企业的积极性包括经理和工人的积极性）。

发挥两个积极性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为了使国有企业摆脱空前严重的困境，我国在1997年后开始逐步改变单纯依靠厂长经理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家作用的措施（如加强对厂长经理的监管，把用于拨改贷的资金改为国家资本金，不用企业偿还了，等等），2003年还成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强调出资人要到位，这样就在实践中出现了依靠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解决企业诸多严重问题的新趋势并已经初见成效：在出现买方市场，发生长达30多个月的通货紧缩以及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依靠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之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好转，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比上年大幅度提高，增长了45.2%。在国有企业中，中央国有企业的变化尤为显著，2004年，央企实现利润比上一年增长57.6％，2005年也不错，等等。这些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搞好国有企业，同时表明在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的发展趋势。

在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出现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的新趋势是很不容易的，经过了艰难的探索，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的希望就在这里。目前，发挥两个积极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影响都还是局部性的。在理论上，经营者支配论仍有很大影响，反思的声音很弱。

从实践中看，中央国有企业无人负责的状态只是初步好转，而地方国有企业无人负责的状态仍很严重。因此，完成从“经营者支配论”到“两个积极性”转变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六、今后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排除两大障碍

根据本文上面的论述，本文建议今后的国企改革中，应把排除新自由主义和经营者支配论这两大障碍做为重要任务。排除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是为国有企业争夺生存权和发展权，纠正经营者支配论的片面性则是解决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只要排除了这两大障碍，走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的新路，就一定能搞好搞活大型、中型和小型国有企业，扭转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被动局面，使国有经济切实发挥主导作用。

这些年，中央国有企业顶住了民营化思潮的压力，在管理上也日益重视发挥国家的所有者作用，因而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现在问题较多的是地方国有企业。要看到，发展地方国企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国有经济中如果只有中央国企而没有地方国企，就很容易出现过度的垄断，泯灭经济自由，也会因企业的数量太少而难以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那种主张今后只发展中央国企而不发展地方国企的观点，不利于解决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问题，是片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型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做大做强，中小型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在大企业的势力范围以外发展，也可以为成为大企业的合作企业，亦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其次，地方政府在国企的管理上，应当向中央学习，出资人要到位，国资局要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我们应创造多种所有制经济正常竞争的新局面。就两者之间的竞争而言，民营企业兼并一些国有企业是改革的成果，是正常的；而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也是改革的成果，也是正常的。不能认为民营企业吃掉国有企业是改革，而国有企业吃掉民营企业就是倒退。[10]①

刘小玄研究员说：“国有企业从改革到现在，已经学习了20多年了，怎么能说没给它们机会呢？难道还需要我们为之付出更高的学习成本代价？” ② 本文借用这句话的口气做为结尾：国企改革受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和经营者支配论的误导已经20多年了，付出了高昂代价，现在应该排除这两大障碍了，难道还需要我们为之付出更高的代价吗？

2006年5-8月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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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发表时有少量删节。

①刘小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61页。

②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22页。

③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31页。

④刘小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70页。

[2] ①刘小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中国社会科学》2003第2期，第61页。

②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第9期，第21页。

③刘小玄：《从几个企业案例来看国有企业改制的本质》，李开发主编：《较量：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版，第265页。

④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第9期，第23页。

⑤ 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第9期，第22页。

⑥ 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第9期，第21页。

[3] ① 刘小玄：《研究数据表明国企效率最低》，搜狐财经，2004年8月31日。

②从借鉴的方面看，由于旧计划经济实行统收统支，企业不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产权也不是商品，因此那时的国有产权的确不具有排他性、可分割性和可让渡性，从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需要借鉴科斯产权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对旧的国有产权关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同时在把国有产权变为商品的基础上使其具有排他性、可分割性、可让渡性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便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国有产权制度。

③ 王子雄：《中国民营企业失败原因分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 ④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页。

[5] ① 刘小玄：《研究数据表明国企效率最低》，搜狐财经，2004年8月31日。

[6] ② 刘小玄研究员说国有企业现在仍象旧体制那样利用资源，说明她不了解有限责任制的特点，未弄清有限责任制与统收统支之间的重大差别。

[7] ① 本文对“经营者支配论”的反思是以自己对国企改革的长期研究为基础的，并非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对国企改革进行了长期观察，解剖过“麻雀”，亲眼目睹了“经营者支配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拙著《相对自负盈亏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经营者支配论”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8] ① 经营者支配论完全否定国家的所有者作用，认为“从改革的方向来看，企业应当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不应该有‘婆婆’。”(《卷首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第1期 ) 经营者支配论广泛宣扬如下观点：（1）国家只能像在旧计划经济中那样发挥作用，不能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式发挥所有者的作用。（2）国家只要对企业进行干预就会造成权力过于集中，把企业管死。（3）国家与企业之间保持隶属关系必然会把企业变为行政组织并造成条块分割。（4）国家对企业无偿投入资本金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5）国家关心自己的企业是溺爱（“父爱”），会保护落后。„„。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怎么能履行所有者的职责呢？同时，在缺乏所有者监管的情况下，经营者又怎么能靠得住呢？

[9] ① 经营者支配论与国退民进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退民进论是全盘否定国有企业；而经营者支配论则肯定并力图搞好国有企业，它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已。

[10] ① 我们为国有企业争取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不是要否定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也需要澄清是非：（1）我国是否需要发展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国退民进论者把国有经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做为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要理由是错误的。实际上，国有经济能够在内因的作用下成为市场经济，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认为只有民营经济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站不住脚的。（2）我们之所以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非国有经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看得很清楚，适当发展民营经济对于丰富物质产品和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真正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