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佳 王霞
来源：《上海管理科学》2021年第02期
摘 要：新冠疫情的出现冲击了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两个维度分析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未来走向，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和就业环境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矛盾升级、原有治理体系规则未与时俱进和激进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2）新冠疫情强化了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将是未来治理的重要趋势;（3）新冠疫情可能会使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而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高效率的抗疫举措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参与度。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 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679（2021）02-0001-06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Covid-19 has impacted the world ec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future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study found that：（1） Covid-19 hinders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y affect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rade an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e escalation of Sino-US conflicts， the invalidity of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uncertainty of radical policies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2） Covid-19 has strengthened the world Countries’ understan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ntegrat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will b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future; （3） Covid-19 may bring about new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effective action about resisting this epidemic in China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statu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s：Covid-19;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传播，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2月，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1.0868亿，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00万，整体趋势仍不乐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就业和贸易跨境投资等产生负面效应，使全球经济面临比1998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挑战。从2021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可以发现，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5%，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此次疫情的发生，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进程，对原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造成冲击。但随着新冠疫苗的上市和主要经济体防控措施的加强，2021年和2022年的经济增速将会出现正向增长，具体经济增速预测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全球经济的增长存在同正同负的发展规律，这说明了任何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都不能独善其
身，任何国家的疫情防控滞后和不足都会给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此次疫情中再一次得到强化，给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 1.1 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改善了民众生活，使得全球经济繁荣富强（吴志成，2018）。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国家间经济依赖性增强。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大国关系持续调整、贸易摩擦剧增，近年来英国脱欧与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迫使全球化出现逆向发展，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是成为一些国家政治纷争的工具以及贸易摩擦的借口，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进程（郭泽林和陈琪，2020）。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价值链、贸易投资需求和就业三个方面。 1.1.1 全球价值链受到挑战
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价值链形成和拓展，生产企业考虑到成本因素，将产品的生产过程按照各地理区域生产要素的不同优势，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阶段布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价值链的全球化（佟家栋，202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多国采取的各种封锁隔离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运行造成重大打击。
疫情下，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突然出现断裂，使得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处于价值链中心的国家，疫情将严重阻碍其中间产品生产要素的流动，无法实现正常生产;处于需求端的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下，进口需求大量缩减。同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牛鞭效应的存在（盛斌，2020），使得处于价值链中上游的供应商维持比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疫情的出现扩大了供应商库存积压风险，增大了供应商生产和供应难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全球价值链激烈动荡。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中间产品过分依赖外国的弊端，产业链的脱节或中断使得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思考生产布局，美国的部分政治家也借机提出了“去中国化”的口号。
1.1.2 全球贸易和投资需求萎缩
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发展导致许多国家的市场环境动荡不安，不具备稳定的投资环境，并且由于疫情防控实行的边境封锁又给进出口贸易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阻碍。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欧美发达国家疫情严重，进口需求骤减，退单潮大规模出现，旅游和航空运输等实体经济遭到冲击，触发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盛行，尤其是美国借疫情挑起与诸多国家的贸易摩擦和政治冲突，打击了全球投资的信心，诸多发达经济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无理由的监管制度都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稳定进行。 1.1.3 全球就业受到影响
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失业率最高为6.2%，美国失业率更是由3.5%窜升到14.7%，欧洲和日本的失业率与美国类似（张宇燕，2021）。全球就业不乐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扩散，对全球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增强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加之近些年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压迫并对就业市场造成负面溢出效应。 突如其来的失业暴增减少了居民收入，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破坏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如美国等地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和种族冲突。这些因素的集中效应导致无法向就业市场提供稳定环境，而就业环境的恶化又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世界经济增长受阻，无法为就业提供动能，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1.2 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冲击
全球治理是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规范国家或非国家主体间的博弈行为，而全球经济治理则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是各个国家的协调合作，实践证明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无法处理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本该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抗灾难（尤建新，2020），但事与愿违，在全球抗疫过程中，许多国家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带来冲击，主要体现在治理规则、中美关系和实施的经济政策三个方面。 1.2.1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受到挑战
首先，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与时俱进。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于二战之后，在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力量，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各国经济实力不断发生变化。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这两个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既有的规则体系中，经历了从合作博弈到竞争博弈再到现在的偏竞争性的共存博弈（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传统主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定位已发生变化，原有的经济治理规则已不再适用。
其次，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基本国情均不相同，统一的经济治理规则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发达国家考虑自身利益而不愿承担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而形成的治理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双方难以达成共识，陈旧的治理体系趋于失效。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凶猛传播对全球分工机制产生严峻挑战，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效用遭到破坏（康晓，2021），国际经济治理组织约束力不足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由于这类组织经常只能提供专业指导的政策建议，而不具备强制性，使得各国在面对疫情时，只注重自身利益，没有正确履行各自的分工任务，从而导致“各扫门前雪”“以邻为壑”的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美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抢购防疫物资等种种表现，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原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岌岌可危。 1.2.2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近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是左右世界经济的关键，合作或分歧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尤建新，2010）。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扩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逐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李晓和陈煜，2020）。由于美國政府和部分政客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责任归结于中国，并采取了一系列非理性的对抗性措施，导致了中美两国未能形成及时有效的抗疫合作路线，这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也产生负面作用，并对今后全球经济治理也提出新的挑战。 1.2.3 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
新冠疫情增大了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了缓解疫情所造成的经济问题，各国的央行在2020年前11个月共降息205次，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更是推出0%～0.25%的超低利率政策，负利率与零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补贴与抗疫特别国债等财政政策也被迫出台，这些激进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经济、防止流动性危机的爆发（张宇燕，2021），但从长期来看，有可能造成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增加各国债务负担，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姜伟，2020;田素华和李筱妍，2020），降低政府未来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冲击国家社会稳定性，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 2 世界经济战略走向的思考
疫情下，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突然出现断裂，使得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处于价值链中心的国家，疫情将严重阻碍其中间产品生产要素的流动，无法实现正常生產;处于需求端的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下，进口需求大量缩减。同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牛鞭效应的存在（盛斌，2020），使得处于价值链中上游的供应商维持比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疫情的出现扩大了供应商库存积压风险，增大了供应商生产和供应难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全球价值链激烈动荡。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中间产品过分依赖外国的弊端，产业链的脱节或中断使得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思考生产布局，美国的部分政治家也借机提出了“去中国化”的口号。
1.1.2 全球贸易和投资需求萎缩
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发展导致许多国家的市场环境动荡不安，不具备稳定的投资环境，并且由于疫情防控实行的边境封锁又给进出口贸易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阻碍。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欧美发达国家疫情严重，进口需求骤减，退单潮大规模出现，旅游和航空运输等实体经济遭到冲击，触发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盛行，尤其是美国借疫情挑起与诸多国家的贸易摩擦和政治冲突，打击了全球投资的信心，诸多发达经济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无理由的监管制度都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稳定进行。 1.1.3 全球就业受到影响
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失业率最高为6.2%，美国失业率更是由3.5%窜升到14.7%，欧洲和日本的失业率与美国类似（张宇燕，2021）。全球就业不乐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扩散，对全球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增强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加之近些年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压迫并对就业市场造成负面溢出效应。 突如其来的失业暴增减少了居民收入，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破坏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如美国等地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和种族冲突。这些因素的集中效应导致无法向就业市场提供稳定环境，而就业环境的恶化又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世界经济增长受阻，无法为就业提供动能，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1.2 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冲击
全球治理是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规范国家或非国家主体间的博弈行为，而全球经济治理则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是各个国家的协调合作，实践证明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无法处理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本该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抗灾难（尤建新，2020），但事与愿违，在全球抗疫过程中，许多国家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带来冲击，主要体现在治理规则、中美关系和实施的经济政策三个方面。 1.2.1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受到挑战
首先，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与时俱进。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于二战之后，在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力量，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各国经济实力不断发生变化。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这两个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既有的规则体系中，经历了从合作博弈到竞争博弈再到现在的偏竞争性的共存博弈（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传统主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定位已发生变化，原有的经济治理规则已不再适用。
其次，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基本国情均不相同，统一的经济治理规则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发达国家考虑自身利益而不愿承担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而形成的治理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双方难以达成共识，陈旧的治理体系趋于失效。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凶猛传播对全球分工机制产生严峻挑战，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效用遭到破坏（康晓，2021），国际经济治理组织约束力不足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由于这类组织经常只能提供专业指导的政策建议，而不具备强制性，使得各国在面对疫情时，只注重自身利益，没有正确履行各自的分工任务，从而导致“各扫门前雪”“以邻为壑”的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美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抢购防疫物资等种种表现，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原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岌岌可危。 1.2.2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近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是左右世界经济的关键，合作或分歧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尤建新，2010）。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扩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逐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李晓和陈煜，2020）。由于美国政府和部分政客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责任归结于中国，并采取了一系列非理性的对抗性措施，导致了中美两国未能形成及时有效的抗疫合作路线，这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也产生负面作用，并对今后全球经济治理也提出新的挑战。 1.2.3 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
新冠疫情增大了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了缓解疫情所造成的经济问题，各国的央行在2020年前11个月共降息205次，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更是推出0%～0.25%的超低利率政策，负利率与零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补贴与抗疫特别国债等财政政策也被迫出台，这些激进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经济、防止流动性危机的爆发（张宇燕，2021），但从长期来看，有可能造成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增加各国债务负担，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姜伟，2020;田素华和李筱妍，2020），降低政府未来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冲击国家社会稳定性，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 2 世界经济战略走向的思考
疫情下，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突然出现断裂，使得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处于价值链中心的国家，疫情将严重阻碍其中间产品生产要素的流动，无法实现正常生产;处于需求端的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下，进口需求大量缩减。同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牛鞭效应的存在（盛斌，2020），使得处于价值链中上游的供应商维持比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疫情的出现扩大了供应商库存积压风险，增大了供应商生产和供应难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全球价值链激烈动荡。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中间产品过分依赖外国的弊端，产业链的脱节或中断使得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思考生产布局，美国的部分政治家也借机提出了“去中国化”的口号。
1.1.2 全球贸易和投资需求萎缩
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发展导致许多国家的市场环境动荡不安，不具备稳定的投资环境，并且由于疫情防控实行的边境封锁又给进出口贸易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阻碍。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欧美发达国家疫情严重，进口需求骤减，退单潮大规模出现，旅游和航空运输等实体经济遭到冲击，触发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盛行，尤其是美国借疫情挑起与诸多国家的贸易摩擦和政治冲突，打击了全球投资的信心，诸多发达经济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无理由的监管制度都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稳定进行。 1.1.3 全球就业受到影响
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失业率最高为6.2%，美国失业率更是由3.5%窜升到14.7%，欧洲和日本的失业率与美国类似（张宇燕，2021）。全球就业不乐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扩散，对全球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增强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加之近些年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压迫并对就业市场造成负面溢出效应。 突如其来的失业暴增减少了居民收入，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破坏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如美国等地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和种族冲突。这些因素的集中效应导致无法向就业市场提供稳定环境，而就业环境的恶化又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世界经济增长受阻，无法为就业提供动能，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1.2 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冲击
全球治理是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规范国家或非国家主体间的博弈行为，而全球经济治理则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是各个国家的协调合作，实践证明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无法处理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本该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抗灾难（尤建新，2020），但事与愿违，在全球抗疫过程中，许多国家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带来冲击，主要体现在治理规则、中美关系和实施的经济政策三个方面。 1.2.1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受到挑战
首先，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与时俱进。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于二战之后，在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力量，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各国经济实力不断发生变化。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这两个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既有的规则体系中，经历了从合作博弈到竞争博弈再到现在的偏競争性的共存博弈（杨春蕾和张二震，2020），传统主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定位已发生变化，原有的经济治理规则已不再适用。
其次，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基本国情均不相同，统一的经济治理规则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发达国家考虑自身利益而不愿承担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而形成的治理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双方难以达成共识，陈旧的治理体系趋于失效。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凶猛传播对全球分工机制产生严峻挑战，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效用遭到破坏（康晓，2021），国际经济治理组织约束力不足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由于这类组织经常只能提供专业指导的政策建议，而不具备强制性，使得各国在面对疫情时，只注重自身利益，没有正确履行各自的分工任务，从而导致“各扫门前雪”“以邻为壑”的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美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抢购防疫物资等种种表现，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原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岌岌可危。 1.2.2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近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是左右世界经济的关键，合作或分歧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尤建新，2010）。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扩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逐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李晓和陈煜，2020）。由于美国政府和部分政客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责任归结于中国，并采取了一系列非理性的对抗性措施，导致了中美两国未能形成及时有效的抗疫合作路线，这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也产生负面作用，并对今后全球经济治理也提出新的挑战。 1.2.3 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
新冠疫情增大了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了缓解疫情所造成的经济问题，各国的央行在2020年前11个月共降息205次，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更是推出0%～0.25%的超低利率政策，负利率与零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补贴与抗疫特别国债等财政政策也被迫出台，这些激进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经济、防止流动性危机的爆发（张宇燕，2021），但从长期来看，有可能造成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增加各国债务负担，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姜伟，2020;田素华和李筱妍，2020），降低政府未来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冲击国家社会稳定性，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 2 世界经济战略走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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