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王国维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以境界来概括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特性，其后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深层次的把握。从这个视角看待中国哲学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甚至于人生的最大乐趣，既不是感官欲望的满足，也不是外在知识的获取，更非永恒的彼岸世界，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心灵的安顿、生命的归宿都归结于心灵的境界，这种境界具有显著的审美色彩，又包含有浓厚的道德和宗教成份，是所谓中国特色思维模式的典型体现，这种心灵的境界。早已溶化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优秀的中医药学人才，当然是他们的一部分。４．探索新型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各有优点，也都有不足。现代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尽管已成为中医药人才比较成熟的主流培养模式，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借鉴古代教育模式的长处。在人才的诸多素质中，文化素质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素质，它对于其他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一点已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同。中医药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科学，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它是一门富含哲理和临床经验，并自成体系的学科，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医药学家，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史哲学等造诣。当代发展中医教育的难度是中医人才成熟期太晚，虽然原因是多方面，但就个人而言，及早掌握《周易》、《道德经》、《内经》中包含的以直觉意象思维为基础的整体观辩证思维，勤而行之，尽快与古人思想模式接轨，吸收他们的智慧成果，早入医Ｊ、Ｊ的时间有望大大提前。现代中医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化对中医人才自身素质和成长环境的研究，从内外两方瓯探索中医人才的成才规律，为中医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依据；深化中医临床辨证思维等核心素质形成来源的研究，明确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培养中医思维的作用，建立中医思维与古代哲学思维的对应关系，以明确高等院校的教学内容。徐灵胎云：“医之为道，非聪明敏哲、渊博通达、虚怀灵便、勤读善记、精鉴识之人不可学也，故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中医学具有的中国特色的认知方式，筑就了中医学的特点，堪称世界级宝贵财富，越来越被世界所瞩目，如何通过合理继承中国传统哲学，加深对中医药学思维体系的理解，从而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略）论《易经》哲学对中医认识论方法论的影响曲丽芳刘俊上海中医药大学金匮教研室（上海２０１２０３）《易经》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医易相通”和唐・孙思邀的：“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都说明《易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探讨《易经》哲学对中医认识论、方法论的影响，不仅可以探明中医学形成发展之路，还可发现中西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这对努力寻求中医现代化的当今时代来说，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一、道象器三位一体的‘易经》认识论《易经》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总源头。传统中医与《易经》的哲学体系一脉相承，认识论和方１４４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法论的高度一致。《易经》以道、象、器三个层次对宇宙万事万物进行认识分类，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易・系辞上》）并将这种分类认识方法高度概括在阴阳哲学中，强调“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易・说卦》）阴阳学说集古代科学之大成，其哲学观点深深渗透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和巾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１、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经》以道、象、器三位一体的认识分类方法对宇宙万事万物，包括生命现象在内，进行分析、认证、归类和规律总结，从而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道学观点。对于道，现代学者范文澜阐释：“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阴阳道学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也是中医学的哲学指导思想和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阴阳哲学认为阴阳之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包罗万象，无所不在。《道德经・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即道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阴阳所包含的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存在于宇宙一切事物中，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主观世界的影响，在客观世界中自然而然地发挥着自身的能动作用。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其规律必然符合阴阳之道。这就是阴阳学说能卓有成效的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几千年，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２、见乃谓之象．见者，现也，显也；象者，现象、表象、迹象也。阴阳规律（道）能动作用的外在显现就是象。“道”通过“象”显示自己的存在及能动主宰作用，“象”的背后必有“道”在起作用。宋明理学家更将阴阳之道发展为太极之理。如朱熹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明确提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也无天地。有理变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语类》卷一）中医学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认识人体脏腑功能活动，探索生命现象，最后形成了独特的反映生命之道的藏象学说，而非解剖学下的脏器学说。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哲学把具体的、形象的、有形态结构可查、可见、并可进行实物研究的归属于“器”的范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４、道象器三位一体的认识论在“道”的能动作用驱使下，“象”得以显现，最后得以形成“器”。‘老子把这个过程概括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从中可以看出“道、象、器”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他们之间的主次、主宰及依存互用的辨证关系：“道”是主宰，“器”是结果，“象”是“道见”与“器成”的中间过程。无道便无象，无象便无器。反之，器成必先显象，象显必有其道。故朱熹认为理气浑然不可分，不可说先后。如果一定要推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他又以人物之生为例，认为“理与气合，故能成形”，“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的物事出来。”（《语类》卷一）“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一）》）其目的是强调生命形体的化生（器）是由生命规律（道）决定的。“道”之“体用不二”的一元特性，决定了道象器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性。故宋明理学家又提出：道无器不显，器无道不立。道象器三位一体表明《易经》的认识论是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次，道、象、器三个层面展开的。二、源于‘易经》哲学思想的中医学认识论ｌ、道与阴阳学说中医学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乃至临床辨证论治，都是在《易经》的道、象、器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的。时至今日，中医基础１４５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理论及临床辨证论治体系仍未脱离或超越《易经》的哲学观。阴阳学说既是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完全秉承了《易经》的哲学思想。张介宾对此颇有体会：“天人一理也，一此阴阳也。刀“医道虽繁，而可一言以蔽之者，日：阴阳而已。”众所周知，阴阳理论贯穿于中医生死观的全过程：生命观——“阴阳合，能有子”。健康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疾病观——阴阳失调，疾病乃生。死亡观——“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易经》的阴阳哲学思想深深渗透在中医理论及临床的方方面面。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就此而言，中医学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或发展，研究《易经》哲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２、象与藏象学说脏藏于内，显象于外，谓之藏象。王冰谓：“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中医藏象学说与西医解剖学说是以不同的认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所进行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研究。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的五藏、五官、五体、五神（神魂魄意志）、五志（喜怒悲忧恐）、阴阳气血等协调、协同活动的整体外在表现的生命系统学说，如气机升降出入，阴平阳秘，形神合一，五行生克乘侮等等生理活动，都是作为整体功能显现出来。换句话说，藏象学说只属于作为活体整体的人，脏器学说或解剖学说属于失去生命活力的形骸。在中医眼中，形骸是一个“阴阳离决，精气已竭。气机升降废，出入熄，形神分离，形骸独居”之体，对他的组织形态结构（器层次）研究的再精细，再准确，也不可能得到“象、道”层次上所获得的关于生命现象和生命规律的认识，这不仅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已有本质上的区别，更因为两者的研究层次和方法也全然不同。３、器与古代解剖不可否认古代中医在发展之初也曾同西方医学一样，对人体进行过相当细致和准确的形态结构解剖研究。且不说今日众多的人体解剖名称沿袭于古代中医学，其他如胃之容量、肠之长短等也与今日解剖学所论相差无几。但为何古代医家没有沿着解剖之路走下去，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体系呢？除了科技水平及封建意识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古代医家在《易经》哲学思想影响下，认为解剖是在“器”层次上所进行的人体形态结构研究，无论这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水平深入到哪一个层次，都无法超越“器”层次的认识局限。因而也就无法获得“象、道”层次上的研究结果，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反应作为整体和活体的人所具有的生命现象及其本质。４、藏象与脏器之异藏象学说是从整体活体上系统考察人体，得出正常生命活动是基于阴阳平衡、气血和调，气机升降出入有序，形神合一，五行生克，亢害承制有序等诸多整体因素上。而脏器认识方法是基于对尸体的解剖，包括局部解剖和显微解剖，而得出的关于人体组织结构及物质的学说。在中医看来，尸体是一个“形骸独居”之体，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命活动已不复存在，对这样的“形骸”所进行的任何研究，无论深入到哪～个层次，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都无法也不可能反应作为一个活体和整体所表现出的生命本质及特性。因此，藏象学与解剖学本质上是两种不同层次上的关于人体认识的学说。按《易经》的道、象、器三位一体的分类认识方法判断，解剖学是在“器”层次上所进行的人体结构研究，而藏象学是在“道、象”层次上所进行的人体功能活动规律研究，两者之间不具备可比性。按《易经》道、象、器三位一体的哲学观点判断，现代医学主要是从“器”层次入手，并～直是在“器”层次上进行着人体研究，从最初的组织器官解剖到细胞分子水平，乃至今日的基因研究，层次越来越深，分化越来越细，但始终未跳出“器”层次的实物实证研究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实验研究手段至今尚无法证实或解决藏象学说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命门学说、经络学说等的关键所在。另外，目前所倡导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和中医的实验动物研究也是用现代医学研究“器”层次上的思维方法和科技手段１４６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去研究属于“道、象”层次上的中医理论，其间的错位现象也是不难想象的。结语张载谓：“凡不形以上者，皆谓之道，惟是有无相接与形不形处知之为难。”“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故形而下者谓之器。”（《易说・系辞上》）中医理论是构筑在“道、象、器”三维立体层次上，而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形而下”之“器”层次上。所谓中医现代化决非是用现代医学研究人体“器”层次上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所能完成和实现的。（参考文献略）“四大＂学说——中医古籍中的佛学文化周利河南中医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８）中医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黄土地上的一门科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四大”学说开始逐渐影响到医学并进入医学典籍。“四大”一语原是古印度用以分析和认识物质世界的传统说法，佛教加以改造，成为佛教术语。“四大”指地、水、火、风，为四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又名“四界”。界，是种类的意思，谓地、水、火、风四种物体均能保持各自的形态，不相紊乱。亦名“四大种”。种，有生育繁殖的作用，如种子。佛教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四大所生。四大各有不同的性能和业用，地大以坚为性，有一定硬度，其业用能受持万物；水大以湿为性，有一定的湿度，其业用能使物摄聚不散；火大以热为性，有一定的温度，其业用能使物成熟；风大以动为性，有一定的动力，其业用能使物成长。佛教认为，人身亦由四大构成。佛经《五王经》说：“人由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称：“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意思是说，人体由四大构成，四大失调就会患病。这可以说是佛教对人身体的基本认识。纵观“四大”学说，其内涵和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很有像似之处。我国的五行观念起源于殷商，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尚书・洪范》记载：“一日水，二日火，三曰木，四日金，五曰土。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汉代成二持的《黄帝内经》把五行学说这一哲学概念引入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借助五行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人体脏腑、经络、生理、病理之间的联系，运用五行生克理论来阐述人体脏腑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以维系人体内外环境的和谐平衡。尤其是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的结合，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论阴阳则往往联系到五行，言五行则必论及阴阳，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医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佛教由汉代传入中国后，佛教“四大”理论开始在中国Ｊ‘泛传播。东汉时安世高翻译的《人身四百四病经》，其中论述了印度医学的“四大”学说。三国时期翻译过来的《佛医经》中有“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随着佛教理１４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