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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